經典版序
作家路的起步點
董啟章
〈安卓珍尼〉於一九九六年與〈少年神農〉和〈聰明世界〉合訂成單行本，由聯合文學出版。《安卓珍尼》不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此前我在香港已經出過一本小小的校園小說，但它肯定是我成為一個真正作家的地步點。
一九九四年，我以中篇小說〈安卓珍尼〉和短篇小說〈少年神農〉參加「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前者得到首獎而後者得到推薦獎。同年我以長篇小說《雙身》參加「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進入決審但沒有得獎。次年我把《雙身》大幅修改再次參加，獲得「特別獎」。
在這之前兩年，也即是一九九二年，我開始試寫短篇小說，在香港《星島日報》文學副刊「文藝氣象」發表。「文藝氣象」是香港近期文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園地，是當年以至現在也絕無僅有的一個每天全版文學創作版面。像當時我這樣的一個全無經驗的新人，能占據報章副刊的大半篇幅，連續三天連載一篇一萬字的小說，而且差不多每月一篇，在今天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我和一些同代作者就是這樣開始我們的寫作練習。可以想像，這樣的副刊壽命不長。一年後「文藝氣象」結束，是早已料到的事情。主編關夢南先生調職校園版，我唯有因應條件轉變寫了好些輕盈的校園小說，但心目中的文學創作，卻因為發表空間的消失而遭到窒礙。在這樣的情景下，參加比賽似乎是繼續寫作的唯一出路。
一九九四年初，我剛完成碩士論文，對前景還沒有定案。我正在考慮是否繼續念博士，將來從事學術研究。當時也試過找工作，但卻沒有被錄取。「當作家」從來也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但在前途未明的懸空狀態下，卻正好埋頭把幾個寫作計劃完成。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了〈安卓珍尼〉和〈少年神農〉，又把之前已經寫了草稿的《雙身》修改和謄寫一遍。是的，當年還是用手寫的。單是抄也抄了一個多月。因為〈安卓珍尼〉和〈少年神農〉投到同一個文學比賽去，為免讓評審知道是同一人所作，我特地請朋友給我抄寫其中一篇。於是就出現評審過程中的種種有趣現象，以及揭曉時的驚訝效果。
同時參加聯合報系的短、中、長篇比賽，不得不承認當時是有點野心或妄想的。最終妄想局部實現，但已經是個非常美滿的結果了。這個結果很大程度把當時還猶豫不決的我，推上了作家的道路。我指的當然不是能以寫作賺取生活的所謂專業作家，也不是在工作營生的百忙中抽空一寫的業餘作者。我的意思是把全部時間和生命投放於寫作的作家。直至今天，我依然為實踐這樣的理想而努力。
二○一○年二月
經典版評述
感官與知識的複雜糾纏——重讀董啟章的《安卓珍尼》
楊照
那年，董啟章戲耍了我們，尤其是戲耍了我。
「我們」，指的是一九九四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五位評審，除了我之外，還有平路、鍾玲、馬森和東年。幾經爭辯，我們選出了〈少年神農〉為短篇小說首獎，〈安卓珍尼〉為中篇小說首獎，會議最後，主辦單位打開封卷宣布：這兩篇小說的作者都是來自香港，當時我們誰都沒聽說過的董啟章。
尷尬的是，我們五個人從頭到尾沒有誰懷疑過這兩篇優秀作品可能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筆；尷尬的是，幾乎五個人一致認同〈安卓珍尼〉是難得、少見的「女性書寫」、「陰性書寫」，然而董啟章卻是男的！
更尷尬的是我還在會議中大剌剌地比較了〈少年神農〉和〈安卓珍尼〉，說：「在文字上，……這篇看起來也是香港作者寫的，卻比〈少年神農〉好太多，〈安卓珍尼〉的文字在沒有琢磨的痕跡下能夠手法流暢，吸引讀者不斷地讀下去之餘，還能夠給讀者許許多多驚訝的文字經驗。」
會說出這樣的意見，是因為在前半場評短篇小說獎，我並不喜歡〈少年神農〉，一直到最後仍然沒有支持〈少年神農〉作為短篇首獎。所以我藉機拿〈安卓珍尼〉來補述對於〈少年神農〉不盡滿意的理由。
結果，我說比〈少年神農〉好得多的文字，哈，就是〈少年神農〉的作者寫的！
這些意見都白底黑字留在公開發表的評審會議紀錄裡，提供對我的文學眼光、評論意見不以為然的人，方便有用的把柄。
把〈安卓珍尼〉的作者誤想為女性，而且是帶有強烈女性主義與「陰性書寫」自覺的女性；將〈少年神農〉與〈安卓珍尼〉誤認為出自兩位寫作功力有著高下差別的作者手筆，這是我當年犯下的明顯錯誤，沒什麼好辯解的。可是這麼多年過去，只要讀到董啟章的作品，我總是無可避免地原諒了自己，不會對那樣的錯誤如此介意。
我的錯認是有理由的。或者應該說，引導我犯下那樣評斷錯誤的理由，正彰顯了董啟章小說寫作最大的特色，以及最大的成就。
董啟章小說的起點，幾乎毫無例外都是設想一個不存在的生命，一種非比尋常、至少非日常能夠碰觸發生的經驗，然後堆砌細節，讓虛構看來如是真實。
最核心的，是一份小說原始的存在理由——藉想像讓虛構的人物、情節、場景看來如此真實。在這一點上，董啟章的小說，尤其是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早期小說，依循著「寫實」的基本路線，或用董啟章自己的語言說，都是「模擬」的試驗。
「我發現，自己一直在模擬。從一個比較顯而易見的層面說，我偏愛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而這必然牽涉到對某特定性別、身分、性情的敘述者 / 角色的聲音的模擬。」
董啟章自己認為「模擬」，「對我應該有超越寫實主義的意義」。從作品上看，這意義是董啟章所要「模擬」的，並不是現實裡存在、可能存在的生命及其聲音，他設定去追尋、發現的生命，都與現實有著一段明確、難以跨越之距離，換句話說，他們都不像現實裡會有的人，可是董啟章卻要藉小說讓這些人變得真實，讓我們恍兮惚兮被他們的生命經歷吸引、牽動。
另外還有一層意義：這種「模擬」在董啟章手裡不只是要達到一種「似真」的快感。董啟章的「模擬」幾乎都不帶遊戲的性質。文本背後我們找不到許多別的小說家忍不住會流露出的頑皮與沾沾自喜，「看！我有本事把假的講成真的，有辦法讓你進入虛構空間卻有真實感覺吧！」董啟章要的，比這個多一點，他有創造感官經驗之外，更多一點的知識野心，他要同時虛構知識，不只模擬經驗，而且模擬與此經驗相關的知識。
董啟章的朋友梁文道曾經半開玩笑地說：「董啟章不會寫詩，他只能在小說裡寫一個詩人角色，讓那個角色寫出詩來。」董啟章更深的企圖，或許不在藉虛構詩人寫詩，而在藉虛構學者寫出知識論文來。
〈安卓珍尼〉正是這種野心及其挑戰，最淋漓盡致的表演。一個女人的愛情故事，中介穿插了一隻雌雄同體的蜥蜴，而且蜥蜴是先作為知識形式存在。小說一開頭完全不像小說：
「斑尾毛蜥（Capillisaurus Varicaudata），毛蜥科，毛蜥屬。體型中等大小，頭身約長十五厘米，連尾共長四十厘米。背腹略扁平。頭身棕色，有不規則黃色橫間。腹白色。尾較長，易斷，橫切面圓形，上有藍色發光細環紋，形態與光澤酷似四線石龍子的尾部。……」
這是不折不扣生物學報告的形式。從報告、書面的存在，逗引出現實上的尋覓，再牽連到女學者自體生命的困境，於是人的處境與蜥蜴的演化緊密纏捲，知識產生經驗，進而再由經驗回饋知識。這回饋產出的知識是雙軌雙層的，在小說內部是人進一步到蜥蜴的認識與分析，但更重要的卻在小說外，是藉由這樣的小說虛構刺激我們對於人類女性自然與社會關係糾結的理解與思索。
這裡面含藏了種種互文與典故。蜥蜴的生理性質與女人的生理性質形成互文。生物演化論和家庭內部兩性權力關係形成另一組互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小說中粗野男性形象，是未經明說卻一眼便可看出的典故。生物社會學（Sociobiology）中從生殖優勢解釋男性霸權的說法是另一個典故。女性主義中對於女性團結意識、女性掙脫男性控制的主張又是另一個典故。甚至連刻意在細節上纏繞、描述敏銳斷續感官刺激的口氣，背後也運用上了「陰性書寫」的典故。
這些互文與典故，都在董啟章的「模擬」範圍內。他要「模擬」的，於是不單是那想像、虛構的角色，而是依附在這角色上的思考與知識形式，這樣一個人將如何思索世界，會相信、進而產出什麼樣的知識，一併都在董啟章的「模擬」行為中，甚至構成其「模擬」真正的核心。
或許應該修正一下前面分析的說法：董啟章虛構的，不一定要是學者，不一定要寫出什麼虛構的論文，然而他們一定會在董啟章的小說中，進行著思考與知識的活動，必定捲入在複雜的互文、典故中，製造著屬於他或他們自己的虛構知識。如果有這樣一個虛構的生命，就應該有相應於這個生命這種獨特的「個人知識」。
〈少年神農〉裡的主角不是學者，然而在他身上綑綁了一個原來是知識性的神話——「神農嚐百草」的神話。他是這個神話的現代、現實化身。
抽象的，先經過一次歷史抽離、轉換後的生命，要如何在現代的環境中重現？這樣一個等於是從神話知識中召喚出來的人物，會因應於其身分，而有什麼樣的生命感受與經驗？
這是〈少年神農〉中，董啟章給自己設定的小說作業、挑戰。然而也就在設定上，使得〈少年神農〉無法像〈安卓珍尼〉那麼豐富、複雜。〈少年神農〉中知識與生命間的互文互動關係，從一開始就是固定的。那個古代的神話無法更動，也在小說中沒有發展、沒有改變，如此一來現實裡的「少年神農」的沉溺、堅持，也就都是理所當然、可以預測的。不只是篇幅長短的問題，而是小說設想的生命與知識關係，限定了〈少年神農〉可以揮灑、連結的互文與典故，無法到達〈安卓珍尼〉那樣的豐沛境地。
也正因為董啟章以這種「模擬」作為小說創作的原點，而且「模擬」的範圍涵蓋了感官、思維與知識，那麼其創作成就的必然前提之一，是每一個「第一人稱敘述者」要有不同的獨立聲音。敘事聲音要承載這些感官、思維與知識，換句話說，也就要因應這些感官、思維與知識的綜合而各自不同。
〈安卓珍尼〉中的女學者，和〈少年神農〉中的「今之古人」男知青，生命關懷與知識思維何其不同，董啟章當然要替他們創造截然相異的聲音。他能迎接自己設定的挑戰，不斷「模擬」各種角色，也就是建基在能夠架構各種聲音的本事上。我們那五位評審，沒有能看穿兩篇小說後面的同一個作者，一方面固然是我們眼拙，另一方面也正證明了董啟章在走這條小說道路上，做好的充分準備。
董啟章從《安卓珍尼》出發，然後堅持走著不簡單的這條路，在往後的作品中不斷創造出更多感官與知識的互動糾纏關係，蔚為華文世界的一幅奇觀。
序
模擬自己
董啟章
通常一個結集總得靠一些自序或後記之類，去合理化集中篇章的選取。不過，這亦不失為一個讓作者重新思考和審視自己作品的機會，就像在這本書中的三個中短篇，當我現在站在一個詮釋者的角度，我才發現一些我在寫這些作品的時候所沒有知覺到的東西。於是，在現在的我和當時的我產生了距離，任何一個我和「我的」作品也產生了距離。我又明白到，我現在的「發現」，嚴格來說也不過是當下的我所作出的詮釋，是我作為「自己的」讀者的結果，當中並沒有必然性和絕對性，是眾多可能的詮釋中的一個罷了。
我發現，自己一直在模擬。從一個比較顯而易見的層面說，我偏愛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而這必然牽涉到對某特定性別、身分、性情的敘述者 /
角色的聲音的模擬。〈安卓珍尼〉中的女敘述者和學術片段的作者，〈少年神農〉中的神農和女孩蕾，〈聰明世界〉中的復聰女孩和復明男子，也是模擬的結果。（而這裡的我不妨被視為另一個敘述者，另一個角色，而這篇文字則為另一篇小說。）這原本沒有什麼值得稀奇，小說一向以來就少不了或多或少的模擬成分。但我想，這種模擬除了是追求寫得「像」，「騙」得了讀者，讓讀者相信真的是那個人物在說話之外，它對我應該有超越寫實主義的意義。
模擬跟寫實的確沒有必然關係。當我在模擬少年神農，我究竟在模仿誰？我發現我並沒有具體的模擬對象，我模擬的只是在文本的範疇內才存在、才得以成立的聲音，而這個聲音是我虛構出來的。這就正如，「安卓珍尼」這種生物、這種存在，是我 / 敘述者虛構出來的。我正在作一種沒有原本的模擬，而這種模擬因此亦必然是虛構。
換一個角度看，模擬就是距離的建立吧。當我在模擬一個虛構的角色，我的基本立場便是我絕對不等同那個角色，我和角色之間自然產生了距離，但我並非跟角色全無關係。一切意義的追逐和尋索，就產生於那段距離之中。這不單是一件技術化的事情。我用文字虛構她 / 他，但她 / 他卻不完全受制於我；她 / 他不斷地逃離我，喋喋不休地吐出她 / 他自己的絮語。後來，我就變成了讀者，嘗試理解她 /
他們；我變成了戀人，以充滿焦灼、妄想、懷疑、渴望的心情解讀和誤讀對方發出的信息。
然後我發現，與其說我是在寫小說，或者是創作小說，不如說我是在模擬小說。小說發展到現今這樣的地步，其基本形態差不多已經完全確立，其可能性好像已經消耗殆盡，連什麼離經叛道的反小說實驗也已經山窮水盡了。在小說形式方面，幾乎不再可能出現真正的前衛。於是，當我執筆想寫任何一個小說的時候，某個特定的類型或某些特定的典範便會自然而然地投映在我的稿紙上。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去模擬小說這種東西，掌握它既有的規條和反規條，把自己的小說寫得像一個小說，或者把自己不像小說的東西寫得像一個不像小說的小說。但這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模擬並不一定是被動和服從，而是一個製造新的距離，新的空間的方法。對我來說，模擬令我跟小說這種東西保持一種若即若離、既近又遠的關係。我不知道這關係將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但我好像隱約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也許這是一種個人體驗多於理論實踐。談到模擬，總容易令人想起某些比服飾更講究時尚的理論思潮，但我卻更願意認為，虛擬情感的對象，是我個人成長經驗中的重要構成。甚至當我間或奢侈地進行現代人常常無暇顧及的自省的時候，我會發現「自己」永遠也在逃遁中；我只能不斷地模擬自己。在這方面，我相信跟我最親近的是我至愛的普魯斯特。
沒有原本的模擬必然是一個矛盾的說法，但寫作本身不就是一個不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過程嗎？我希望我的小說中會同時存在著那無堅不摧的矛和無懈可擊的盾，時常發出鏗鏘的撞擊；而我，將不過是典故中那個賣矛和盾的販子，在作出種種誇談之後被詰問得啞口無言。
是為一個序言的模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