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青年世代的台灣史招魂──讀《南十字星》
李璐生於1990 年，是解嚴後兩年。在大多數的台灣史敘事裡，「解嚴」幾乎就等於是「歷史的終點」──台灣人最艱辛的年月、最深重的歷史，都在這之後海闊天空了。因此，像李璐這一代寫作者（也包括了僅虛長兩歲的我），都是生活在一切歷史終結之後，或在無重量無深度的「當代」裡面的族類了。照理說，我們應該不在乎台灣史。
有趣的是，事實正好相反。包括李璐在內的這批解嚴前後出生的青年世代，雖然其生也晚，來不及追赴那些歷史時刻，卻有大批文學創作者透過文獻、訪談、田野踏查的方式，展現了對台灣史的興趣與使命感。相較之下，前行代作家雖然距離歷史現場更近，卻受限於政治氛圍或文壇慣習，創作中的台灣史成分往往被刷淡。有志於此的作家，從數量和影響力來說都不是主流。然而在我們的世代，深掘台灣史題材的創作者，卻已隱隱然成為最有力量的浪潮了。
李璐的《南十字星》便可置入這個脈絡來理解。這個劇本以「台籍日本兵」（日治時期以日軍身分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台灣人）為主軸，透過「招魂」一般的場景設置，讓台籍日本兵、軍醫、看護婦的魂魄齊聚一堂，敘述他們生前的戰爭記憶與人生執念。貫穿全劇的主角思螢是其中一位台籍日本兵的孫女，她的在場是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設計─做為「什麼都不知道、想要搞清楚歷史的後代」，她的位置幾乎就代表了李璐的同代人，她的無知、震撼與手足無措，也就反射了一種幽微的愧疚：「我為什麼到現在才知道？」正如思螢親口說出的「遲到」：「我知道台灣現在的樣子，但對你們一點都不了解，就像對阿公一樣，如果我對他有任何了解，都是遲來的。」
遲到，但不是永遠不會到。以「志願兵」系列小說聞名、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里程碑的作家陳千武就有這樣的詩句：「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這首〈信鴿〉表達了一種頑強的期許，而《南十字星》落實了這種期許。 也或許因為這樣，《南十字星》處理台籍日本兵的歷史時，態度是亦步亦趨的。即便為了創作的流暢性做了必要的敘事調整，但可以感受到作者力圖以最小改動、最大保留的原則來改編這段歷史。這一點，只要對照《南十字星》劇作本身與後附的訪談紀錄，就可以清楚比對出來。
因為是遲到的，所以對歷史本身保持尊敬，寧可讓創作者的虛構慾望稍微退位，這是李璐的在乎。在劇中，有許多本可發展為更煽情片段的細節（比如「誰的千人針」），也就因而採用比較節制的方式來處理了。此中得失，是創作者的決斷，也是做為一個「遲來的台灣人」的決斷。《南十字星》失去的或許是浪漫，但得到的卻是一場真誠的招魂：那些前人無法奢求的「真實」，李璐們會全力將之接續回來。
◎朱宥勳
自序
到南十字星有多遠
星星的光會穿過遙迢的距離抵達我的眼中，只是光度會減弱，因此我才能直視星星。我總在看著夜空時想起這件事，星星們在近距離觀看時都比太陽更加光熱刺眼，那麼，我所寫的作品和已然謝世的長輩的實際經歷，究竟距離有多遠呢？會不會像南十字星距離我們一樣遙遠？
我有時迷惑，有時不安，卻也不知道要去問誰才好。似乎無解的都是我自己的問題，我不知道這樣的成果他們究竟會滿意地點頭，還是會痛斥我沒有按照他們轉述的「史實」撰寫？但有些「史實」，一些「觀看的方式」是身在戰場的人無法理解的。魏醫師告訴我，若阿波丸上生質汽油的技術人員能平安抵達日本，日本也許不會戰敗。過了一陣子，我發現當時在南洋其他戰場，其實已因汽油短缺，有將酒精做為零戰能源的紀錄，也就是說，魏醫師的想法，也許一部分是他的希望吧。
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這些長輩怎麼看待我，會覺得我冒失嗎？莽撞嗎？我用不流利的台語一次又一次，反覆問一些簡單的問題。他們只是講，不厭其煩地一次次講。漫長曲折的一生，他們終於等到一個願意聽的人嗎？
曾經有人問過我：「為什麼要寫別人的故事，不寫自己的故事？」
我習慣回答：「因為我沒什麼故事好寫。」
這不純然是事實，我當然寫過和自己的經歷有關的作品，但我想以自己的筆贖回整個台灣失去的故事，這聽起來大得有點不切實際，但自從我在洪雅書房讀到前衛出版社的《台灣兵影像故事》時，我就暗暗決定要這樣做了。所有的寫作者都會對於沒有人寫過的素材感到興奮萬分，更何況這還是一整代人失落的故事。
我自己出身於外省家庭，聽講台語是很吃力的事情。而我所訪問的這些長輩的謝世，對我來說，也如同自家長輩謝世一樣難過與痛苦，一些朋友問我：「這麼痛苦為什麼還要做呢？為什麼還要寫呢？」
對呀，為什麼呢？我總在入睡前，問自己這個問題。答案常常在換，也許是不要辜負他們的期待，也許是我對自己的能力也還有期待。最近重讀許昭榮先生相關紀錄，他生前心心念念要成立的戰爭與和平公園，在議員會勘下，可能改成八二三紀念公園，經過數番來回，又要將「戰爭」兩字拿去，變成「和平紀念公園」，幾經折騰，許昭榮先生在絕望之下，駕車到公園預定地自焚抗議。
關於「八二三砲戰」、「古寧頭戰役」等來自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創作、故事和紀念碑多到數不清（甚至我自己就住在某一座八二三紀念公園附近），而關於台籍日本兵的，始終只有幾個名字孤伶伶地掛在那裡。台籍日本兵往往是被消音的、無聲的一群人，而這明明也是屬於台灣的記憶，卻少有人知。
我想我可能是被許昭榮先生打動了，如果有人願意以死傳遞這件事的重量，那我願做那個承接這份重量的人。
唯有直視戰爭，才有可能珍愛和平。
◎李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