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博習天賜庄

東吳大學的籌備與建立
東吳大學的早期發展
時尚轉變與東吳大學的繼續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的東吳大學
抗日戰爭後復校
在新中國
大事年表
後記

過去人們曾經將中國教會大學單純看作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是培養社會精英的高等教育機構，青年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學業基礎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會大學校園內連綿不絕的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會，便屬於中西文化交流較高與較深的層次。我們深信，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進展，必將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討產生促進作用。

迄至1949年，中國教會大學雖然只有十幾所，學生所占比重也不過是全國大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但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質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教會大學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著某種程度的示范與導向作用。因為，它在體制、機構、計划、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地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從而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產生頗為深刻的影響，既包括積極的影響也包括消極的影響。由此可見，教會大學史又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中國教會大學盡管一般規模不大，但大多辦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別是在農學、醫學、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領先地位與較大貢獻。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隨著本土化進程的加速，教會大學的宗教功能逐漸減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長，而且不斷加強與社會聯系並為社會服務。它不僅通過自己培養出的專業人才，而且還通過在校師生的專業實踐，直接在若干領域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重要貢獻，如金陵大學的農業改良與農村調查，燕京大學的新聞學系與社會學系，華中大學文華圖專的圖書館專業，東吳大學的比較法學，聖約翰的商科等等，在社會上都有出色的表現。

中國教會大學由於它的特殊地位，在一個較為封閉的大環境中形成若干個較為開放的小環境。與國立大學相比較，教會大學的中國師生與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會有較多直接的接觸，思想比較活躍並且享有較多的自由。司時，也由於更為經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國勢力政治、宗教、種族偏見的刺激，比較容易觸發民族反抗情緒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歷次反帝愛國運動與民主革命運動，都有大批教會大學師生積極參加，有的教會大學甚至成為愛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據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教會大學史對於研究近代中國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義。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個雙向對流的運動過程。中國教會大學既是基督教文化與近代西方文明的載體，同時它又處在東方傳統文化環境與氛圍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國教會大學的發展，歸根到底，還得取決於它對中國國情與社會需要的適應能力。許多長期在中國教會大學工作的西方教職員（包括一些傳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國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層次與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國文化，並且將其帶回西方故土。所以，對於有些西方人來說，教會大學又是一個觀察、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我想，探討中西文化的雙向流動，可能會成為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課題。

無庸諱言，一些教會與教會大學曾與西方殖民主義及所謂「為基督教征服中國」的宗教狂熱有過不同程度的聯系。也正因為如此，教會大學曾引起眾多中國人士的反感，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非基督教運動以後，它長期被人們看作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堡壘。但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尖銳的批評雖然不無依據，但卻失之籠統與有所偏頗，因為它沒有將教會大學作為主體的教育功能與日益疏離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區別開來，也沒有將學校正常的教育工作與西方殖民主義的侵華政策區別開來。這種偏頗的評價，對於那些勤懇的畢生奉獻教育事業的中外教職員，很難說是公正的評判。今天，我們已有可能並且應該排除民族情緒與歷史成見中的某些偏頗因素，更為客觀地、全面地、科學地從事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從各個側面與不同層次探索其發展流變與社會效應。

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教會大學在中國大陸突然消失了。正如曾在金陵大學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所言：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划下句號時，中國教會大學可以充滿驕傲回顧既往，也可以懷著足夠的自信看待現實，但是卻未必有對於未來的希望。

建築和設備仍然留存，教師可能在新的學校任職，但教會大學從此消逝。結局是悲劇性的，但故事本身並非悲劇。中國教會大學這個名字，將被視為大西洋兩岸基督徒對太平洋東岸偉大人民的輝煌貢獻而永遠銘記！

今年10月是我曾為之工作半個世紀以上的華中師范大學的百年校慶，也是其前身文華書院創建一百三十二周年，謹以這套圖片集獻給所有曾在中國大學校園內勤勞耕耘過的中外前驅者！

章開沅
2003年春於桂子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