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本身有它漫長且復雜的歷史。從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視野上觀照，針對歐洲與中國兩方詮釋中國的過程加以處理的原創構想，系承自李約瑟，他在1995年以94歲高齡過世。李約瑟在眾多嚴肅地以中國歷史來質疑有關歐洲史及世界史的諸多預設之西方學者中表現不凡。他以自己所致力之關於中國科技史的研究業績，來肯定中國對世界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文化的貢獻。他想要去理解為何中國的科學與技術曾較為先進，但卻在16世紀以後為歐洲的「現代」科學所比了下來，因此他要從歷史上重新建立中國科學與技術的原有的傳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以消極方式呈現其問題意識，即：「為何中國未能發展出近代科學，而近代科學只出現在歐洲?」但他不久就擴大了他的探索方向，並以較為積極的形式提出：為何中華文明在16世紀以前，「獲取自然界知識及將之應用於解決實際生活上人類的需要兩方面都遠較西方文明有效率?」中華文明在16世紀前的優越與歐洲文明在16世紀後之優越，這兩者間的差別，李約瑟相信並非文明的天賦所致，正如他那一代人與其前輩所如此地認為，乃因形成兩個社會的環境間的差異所致。在李約瑟看來，隨著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歐洲業已經歷社會、經濟以及知識的轉化，而中國卻並未發生這些轉化，其主要原因是由於物質生活組織所產生的諸種因素，而此乃當今學者才開始分辨出來的問題。
李約瑟相信：若要發展出一套令人滿意的、關於中國科學歷史進程的解釋，則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社會的本質方有可能。而他選定他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七分冊，作為這套叢書中處理這一問題的場所。李約瑟七十多歲時，開始覺得其他《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承諾將使他自己無暇完成此項工作，於是他安排第七冊的其他幾位協同執筆者由不同的角度探索此一議題，亦即將中國的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作比較，這一議題白馥蘭（Francesca
Bray）在她所執筆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農業部分的分冊也有處理。在1977—1978年，李約瑟安排格力高利·布魯（Gregory B1ue）與卜正民（Timothy Brook）參與第七冊執筆，題目則是個別探討歐洲與亞洲關於中國社會的解釋。李約瑟承認這兩個題目對他個人的思考有很大的影響。在1983年，李約瑟邀請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檢視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環境，用以建立一現代人對歐洲歷史發展之特色的最佳理解。由於在1990年代初編輯第七冊我們執筆的部分時發生預料之外的困難，導致這一部分取消。我們之後懷著抱歉之意，決定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架構之外發表我們的成果。為增廣這本書的視野，我們邀請王國斌與白馥蘭兩位參加章節執筆，這將有助於完成這本書所試圖描述的知識軌跡：開始於歐洲的獨特性，而終結於中國的特殊性。
我們要感謝這本書在撰寫過程中，對這本書各章節提出意見的以下諸位：他們是：Martin Bernal，Joshua Fogel，Dieter Kuhn，Kenneth Pomeranz，Elinor Shaffer。對於在這本書漫長的孕育過程中所給予支持的下列人士，我們亦致感謝之意，他們是：劍橋東亞科技史圖書館的歷任館員們，在最後階段中制作原稿與進行校對的Ludgard De
Decker，還有Richard Fisher（由於他的協助，我們才有將作品交由劍橋大學出版的榮耀與愉悅）。在最後，我們想保留我們最終的感謝給彼此對方。當我們開始我們為完成現在這本書的曲折之旅時，我們並不知道完成這趟旅程所需的漫長時間，以及在途中將產生的友情關系。我們但願李約瑟仍然在世與我們分享這份喜悅，如果他仍然在世，他必然會的。
謹識於1998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