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

1 孔子論“學”︰儒家的文化意識
2 陽明學與民主政治
3 性善說與民主政治
一、台灣自由主義與新儒家之論戰
二、張灝的“幽黯意識”說
三、性善說與新儒家的民主理論
四、對“幽黯意識”說的商榷
五、康德的民主理論
六、結論
4 儒家傳統與人權
一、“人權”概念之發展及其意涵
二、“人權”概念之普遍性與特殊性
三、儒家傳統中“人權”概念之思想資源
四、結論
5 存心倫理學、責任倫理學與儒家思想
一、“道德自律”與“責任倫理學”是否兼容?
二、康德倫理學與“存心倫理學”
三、韋伯所理解的“責任倫理學”與“存心倫理學”
四、康德的“存心倫理學”與韋伯的“責任倫理學”
五、“存心倫理學”、“責任倫理學”與儒家思想
6 存心倫理學、形式倫理學與自律倫理學
一、康德倫理學的三個卷標
二、作為“存心倫理學”的康德倫理學
三、作為“形式倫理學”的康德倫理學
四、作為“自律倫理學”的康德倫理學
五、誤解康德倫理學的三個例子
7 儒家政治哲學與責任倫理學
一、林毓生論中國傳統文化與“責任倫理學”
二、蔣慶論政治儒學中的“責任倫理學”
三、公羊學中的“存心倫理學”與“責任倫理學”
四、“存心倫理學”與“責任倫理學”之統一
8 儒家傳統與東亞的現代化——從李光耀與彭定康關于“亞洲價值”的爭論談起
一、問題之提出
二、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說
三、彭定康對亞洲價值說的質疑
四、何清漣對“儒家資本主義”說的質疑
五、劉軍寧的“儒教自由主義”說
六、制度論與文化論之爭平議
七、亞洲價值說與社群主義
八、社群民主︰一個可能的新模式?
9 儒學、義務論與社群主義
一、當代自由主義與義務論
二、桑德爾對羅爾斯的自我觀之批判
三、位于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儒學
10 徐復觀與社群主義
一、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
二、徐復觀與台灣自由主義者之論戰
三、徐復觀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及其與社群主義的關聯
四、依違于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徐復觀
11 由“內聖”向“外王”的轉折——現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學
參考書目

本書所收的十一篇論文並非按照一個完整的計劃撰成，而是筆者自1996年以來先後在不同的機緣下所撰寫，代表筆者在這期間對政治問題的思考心得。其中除了《存心倫理學、責任倫理學與儒家思想》與《由“內聖”向“外王’’的轉折——現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學》兩篇論文之外，其余各篇均是先在國內外的大小研討會中宣讀，事後經過修改，再刊登于期刊或收人論文集。

在現代的學術體制中，人文學者往往必須不斷地藉由參加研討會或發表期刊論文來證明其學術研究的能力，否則就可能遭到淘汰或邊緣化的命運。這種制度一方面可以逼迫學者不斷地產生學術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卻使得學者無法定下心來，從事更為持續而深人的思考。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于1770年提出教授就職論文後，有十一年之久，僅發表了一兩篇小論文。但這段時間的沉潛卻醞釀出一部哲學經典，此即1781年出版的《純粹理性批判》。筆者常懷疑︰在今日的學術體制中，康德是否還寫得出《純粹理性批判》？較諸18世紀德國帶有威權性質的學術體制，我們今日的學術體制是否真的更為合理？然而，身處現代學術的分工體制，我們只能無奈地在“不斷地展現成果”與“從事持續而深人的思考”這兩項不無扦格的要求之間尋求平衡點。筆者的策略是設法在不同的機緣下維持思考的一貫性與延續性。因此，呈現于讀者面前的這十一篇論文有其一貫的思想主軸，此即從儒家傳統的角度來思考政治問題。也正因此緣故，筆者以“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來概括此書。

在本書所收的第一篇論文《孔子論“學”︰儒家的文化意識》中，筆者對儒家傳統的現代意義提出一個概括性的闡釋，可視為本書的導論。筆者相信︰儒家的“人格主義”（personalism）與“內在而超越”的思考模式在經過重新詮釋後，可以為現代社會中個人與群體、自我與傳統的關系提供一個適當的定位。

第二至四篇則具體地闡釋儒家傳統與現代的民主與人權思想接榫之可能性。五四運動以來，除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外，一般中國知識分子均將儒家傳統視為中國現代化之障礙。因此，儒家傳統往往也被視為與現代的民主與人權思想扦格不相人。在20世紀50年代，以殷海光、張佛泉為代表的台灣自由主義學者與以徐復觀為代表的新儒家曾針對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及人權思想的關系展開激烈的辯論。當時尚處于東西方冷戰的年代，故台灣自由主義學者所理解的自由主義是帶有冷戰烙印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所繼承的是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而排斥歐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這個思想背景下，台灣地區的自由主義學者沿襲了其英、美同道的偏見，將深受德國理念論（Deutscher Idealismus）影響的新儒家劃歸到對立面，視之為極權主義的幫凶。

直到1971年，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發表了《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這種情況才有根本的改變。因為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中揚棄了英、美功利主義的哲學傳統，而繼承康德理念論的基本精神，並且試圖藉由重建康德哲學來論證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到了1980年代，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起而批判羅爾斯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自由主義所預設的“自我”觀。社群主義者反對立基于個人主義的“自我”概念，而強調“自我”所據以形成的社會脈絡與歷史脈絡。就這方面而言，社群主義與儒家傳統之間具有某種親緣性。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藉以重新評估50年代台灣自由主義與新儒家之間的論戰，並且反顯出台灣自由主義的片面性。

在殷海光之後，他的兩位弟子林毓生與張灝對其前輩的偏見已有所修正。譬如，他們對康德乃至德國理念論已能較為持平地看待。但在筆者看來，這種修正仍有其局限。其中的一例便是張灝的“幽黯意識”說。此說廣為海峽兩岸的學者（尤其是自由主義學者）所引用。然究其實，此說是建立在混淆民主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與其邏輯推衍秩序之基本錯誤上。這種混淆在思想史研究中屢見不鮮。因此，我們固然可以承認“幽黯意識”在近代英、美民主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催化作用，但是它卻很難說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理論前提。《性善說與民主政治》一文便是要厘清其中的理論糾結，並設想一種儒家式的民主理論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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