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1987年，我剛考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做費老的博士生，試譯《中國紳士》一書，到現在，已經是18年過去了。校讀完此書，還是覺得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得好：「有價值的著作，除非有喪失的章頁，否則總是歷久彌新，永遠以初版的生動面目出現，永遠不會在傳統下古舊。所以，著作不會長久被誤解的，即使最初可能遭到偏見的籠罩，在長遠的時光之中，終會還其廬山真面目。也只有經歷了時光之流的；中擊和考驗，人們方能來評論著作，而它的真正價值也才會顯露出來。」
費孝通教授的英文著作《China』s
Gentry》(譯名：《中國紳士》)，雖然1953年在美國出版，以後又不斷再版，在國外作為重要的教學參考書流傳，費正清和莫里斯·弗里德曼等也多次推薦和引用過，但至今在國內還鮮為人知。此書是由費孝通教授在自己的《皇權和紳權》《鄉土重建》二書中選出一些文章，於1949年左右口述給美國雷德斐爾德夫人。她回國後又獨自整理、補充後出版。此書的不少內容雖然可以在上述的兩本書里找到，但仍有獨立的科學價值。此書的體系是嶄新的，是一個新的邏輯體系，有些段落是重新寫過的，有些是新加的。而且，我在翻譯此書的時候，不斷地翻閱上述兩本書，也難以找到許多內容究竟是出自何處。所以，覺得仍然有翻譯出版的必要。只是雷德斐爾德夫人的英文注釋，主要是說明英文譯本中引用中國典故的出處，而且有些是搞錯的地方，如對顧炎武、韓愈等古人的評價，我就不譯了，以免畫蛇添足。我對書中的中國典故都回復到原文。另外，原書後的六人小傳也不譯了，因為這是別人寫的，是編者加上去的，不是費孝通的意思。作為附錄的「農民和紳士」是費老發表在1946年的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的文章，因為所說的社會結構問題與本書內容有關，所以也一並譯出收入。
本書的翻譯和出版有著現實性。無可違言，中國社會目前正進入一個空前未有的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時期。也許我們回顧社會學創始人孑L德的時代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強烈的歷史感。大革命後的法國，在1830年前後「成了暴發戶統治的資產階級社會。┅┅他們大多出身低微，既沒有什麽家庭背景，也沒受過多少教育，全靠個人奮斗干出一番事業┅┅他們則成了新時代的大膽的企業家。他們辦起了富於冒險的銀行，建成鐵路，建造工廠」；而同時。受到教育的青年因人數供過於求，面臨著他們認為是渺茫的前途┅┅青年人在權勢者的門外久久的等候著。這些青年人由於不被社會所需要，他們不僅在物質方面感到不滿，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這種痛苦被稱為『世紀病』。他們無法從理論上解釋自己的命運，也沒有堅定的信念和信仰作為生活的准則」。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了社會學。目前中國社會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識燕歸來」。但是這一切究竟有什麽道理?中國社會結構究竟發生了什麽變化，使得人們如此?
《中國紳士》一書是能給人們以啟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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