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是一項考查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問題的研究。傳統認為,公務員工資應按勞分配。該書認為,按勞分配是經濟人假設前提,只適用於貨幣價值財富生產領域,將其推廣到非貨幣價值財富生產領域的做法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其結果只能導致貨幣價值財富與非貨幣價值財富的不均衡。建立以公正人假設為前提的、以維持體面生活為基本原則的新供給制,是保持公務員做公正,從而均衡兩種財富,最終實現社會和諧的唯一工資分配制度路徑。
毛飛,男,1978年3月生,重慶市大足縣人,2006年6月獲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役軍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經濟學院軍隊財務系講師,同時兼任《軍事經濟研究》編輯。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部門效率、財政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國防經濟理論與政策等。在《中國軟科學》、《光明日報》(理論版)、《后勤學術》等軍內外刊物發表論文30余篇。《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研究》是作者的第一部專著。
目錄
導言
一 研究動機
二 思想史考查
三 有關概念的說明
四 基本觀點與邏輯思路
五 解決方法與思想創新
第一章 公務員工資分配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和諧社會下的財富觀
第二節 政府職能的和諧定位
第三節 公務員的價值定位
第二章 按勞分配在政府部門適用性的考察
第一節 相關文獻綜述
第二節 按勞分配理論及其實現前提
第三節 按勞分配不適用於政府部門
第三章 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變遷
第一節 過渡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二節 探索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三節 發展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四節 成形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四章 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創新
第一節 改革方向:新供給制
第二節 工資分配的具體制度安排
第三節 工資制度改革的實現路徑
第四節 工資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
主要參考文獻
附表
后記
一 研究動機
二 思想史考查
三 有關概念的說明
四 基本觀點與邏輯思路
五 解決方法與思想創新
第一章 公務員工資分配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和諧社會下的財富觀
第二節 政府職能的和諧定位
第三節 公務員的價值定位
第二章 按勞分配在政府部門適用性的考察
第一節 相關文獻綜述
第二節 按勞分配理論及其實現前提
第三節 按勞分配不適用於政府部門
第三章 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變遷
第一節 過渡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二節 探索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三節 發展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四節 成形階段的工資制度
第四章 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創新
第一節 改革方向:新供給制
第二節 工資分配的具體制度安排
第三節 工資制度改革的實現路徑
第四節 工資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
主要參考文獻
附表
后記
序
這是毛飛同志的博士論文。答辯時,答辯委員會認為論文提出了「反傳統」的觀點。盡管專家們的意見不同,但一致認為這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優秀」是指論文反映了作者獨立思考的精神;反映了作者嚴謹的學風;反映了作者領悟到什麼叫做博士論文,可以說是作者的科學精神贏得了好評。
這個課題——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研究——我起先並不主張學生去做,我以為他們的「功力」恐怕還不夠。我在研究亞當·密的《國富論》的時候發現,斯密對《國富論》設定的前提條件是很清楚的,即限制在物質生產領域,並認為物質和平領域的「分工」和「交換」是符合事物的本質特點的,由此排除了規范分析方法,建立了對可用貨幣表達的「價值」的實證分析方法。現在的學生很少去思考「價值」這種規范判斷的首創,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也是使用的這種方法。道德情操應該說是一種價值判斷,斯密以「同情」為前提,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道德情操的形成機理。后人在研究斯密思想的時候發現「問題」,即著名的「斯密問題」,認為斯密的思想前后矛盾:在《道德情操論》中以「利他主義」為基礎;在《國富論》中以「利己主義」為基礎。所謂「斯密問題」在我看來是根本沒有讀懂斯密。斯密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牛頓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首次成功運用。這是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形成的新理性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取得勝利的標志。牛頓方法是文藝復興思想解放運動產生的成果,牛頓方法的核心是:理性必須通過個人的激情體驗。這與中世紀的宗教理性是截然相反的,宗教理性否定激情,片面強調「神」諭。沒有那樣的思想解放運動,牛頓方法是產生不出來的。
在牛頓一斯密時代,「自然」和「科學」幾乎是等同的用語,也即屬於事物本質的東西。斯密正是從對「人」的本質思考來研究社會問題的。他認為,個人和社會、激情和理性處於辯證關系之中。因此從情感世界看,激情和同情是辯證的統一;道德和公正、正義的法律是辯證的統一。但「人」本身就是精神和物質的辯證統一,因此在物質關系中,「分工」是激情的反映,「交換」是理性的必然,因此分工和交換是辯證的統一。《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斯密認為研究「人」應該從三個方面展開:道德情操需求、物質生存需求,以及維持公正、正義的國家和法律的需求。在《道德情操論》的初版序言中,清楚表述了他的願望。在1790年他最后一次修訂該書的時候仍然說:「在本書最后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說過,我將在另一本論著中努力說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們在不同的社會時代和時期所經歷過的不同革命;其中不僅涉及正義,而且涉及警察,國家歲入,軍備,以及其他任何成為法律對象的東西。……我把30多年前寫的這段話未加改動地放在這里。」斯密在其一生的研究中只完成了宏偉規划的兩部分,即《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而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著述計划成了他的終生遺憾。從斯密的著作和整個構思中可以看出,他認識的「理性」社會是建立在上述人的本性假設的基礎之上的。在斯密那個時代,崇尚理性、崇尚科學是時代的精神。在變革時代,「理性」或「科學」發生了根本性的觀念變化,因此必然對傳統的「理性」或「科學」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理性是「人」的理性而不是「神」強加給人的。或者說理性是「人」的本質特征,而不是「物」的「本體」自身。但斯密的理論確實也沒有解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均衡問題,或者可以說在他設定的前提下根本不存在那樣的問題;斯密的理論也沒有解決道德情操的國際關系問題。
……
這個課題——中國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研究——我起先並不主張學生去做,我以為他們的「功力」恐怕還不夠。我在研究亞當·密的《國富論》的時候發現,斯密對《國富論》設定的前提條件是很清楚的,即限制在物質生產領域,並認為物質和平領域的「分工」和「交換」是符合事物的本質特點的,由此排除了規范分析方法,建立了對可用貨幣表達的「價值」的實證分析方法。現在的學生很少去思考「價值」這種規范判斷的首創,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也是使用的這種方法。道德情操應該說是一種價值判斷,斯密以「同情」為前提,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道德情操的形成機理。后人在研究斯密思想的時候發現「問題」,即著名的「斯密問題」,認為斯密的思想前后矛盾:在《道德情操論》中以「利他主義」為基礎;在《國富論》中以「利己主義」為基礎。所謂「斯密問題」在我看來是根本沒有讀懂斯密。斯密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牛頓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首次成功運用。這是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形成的新理性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取得勝利的標志。牛頓方法是文藝復興思想解放運動產生的成果,牛頓方法的核心是:理性必須通過個人的激情體驗。這與中世紀的宗教理性是截然相反的,宗教理性否定激情,片面強調「神」諭。沒有那樣的思想解放運動,牛頓方法是產生不出來的。
在牛頓一斯密時代,「自然」和「科學」幾乎是等同的用語,也即屬於事物本質的東西。斯密正是從對「人」的本質思考來研究社會問題的。他認為,個人和社會、激情和理性處於辯證關系之中。因此從情感世界看,激情和同情是辯證的統一;道德和公正、正義的法律是辯證的統一。但「人」本身就是精神和物質的辯證統一,因此在物質關系中,「分工」是激情的反映,「交換」是理性的必然,因此分工和交換是辯證的統一。《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斯密認為研究「人」應該從三個方面展開:道德情操需求、物質生存需求,以及維持公正、正義的國家和法律的需求。在《道德情操論》的初版序言中,清楚表述了他的願望。在1790年他最后一次修訂該書的時候仍然說:「在本書最后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說過,我將在另一本論著中努力說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們在不同的社會時代和時期所經歷過的不同革命;其中不僅涉及正義,而且涉及警察,國家歲入,軍備,以及其他任何成為法律對象的東西。……我把30多年前寫的這段話未加改動地放在這里。」斯密在其一生的研究中只完成了宏偉規划的兩部分,即《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而法律和政治一般原理的著述計划成了他的終生遺憾。從斯密的著作和整個構思中可以看出,他認識的「理性」社會是建立在上述人的本性假設的基礎之上的。在斯密那個時代,崇尚理性、崇尚科學是時代的精神。在變革時代,「理性」或「科學」發生了根本性的觀念變化,因此必然對傳統的「理性」或「科學」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理性是「人」的理性而不是「神」強加給人的。或者說理性是「人」的本質特征,而不是「物」的「本體」自身。但斯密的理論確實也沒有解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均衡問題,或者可以說在他設定的前提下根本不存在那樣的問題;斯密的理論也沒有解決道德情操的國際關系問題。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