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間的再認識

中文版序言
譯者前言
第一章 正義的尺度，平衡與地圖：緒論
第二章 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新建構正義
第三章 平等主義的兩個教條
第四章 反規范的正義
第五章 公共領域的跨國化：論后威斯特伐利亞世界中公眾輿論的合法性與有效性
第六章 圖繪女性主義構想：從再分配到承認到代表權
第七章 從紀律到靈活化？在全球化陰影下重讀福柯
第八章 全球化中人類所受威脅：對21世紀的阿倫特式反思
第九章 建構性政治：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訪談錄

對我來說，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正義的尺度》、《正義的中斷：對「後社會主義」狀況的批判性反思》、《傷害+侮辱》）中文版的面世有特殊的意義，它延伸出兩個熾熱的希望。首先，在學術層面上，我希望促進中美學界就如何在後冷戰時期復興批判理論形成對話。第二，在個人層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繼續延續我的家族長期以來與中國的聯系。讓我從這第二個希望說起。

1945年，正是在廣島和長崎之後，一個年輕的美國物理學家面臨了一場道德危機。幾年前，當她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時候，她曾追隨她的導師恩里科·費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為極端機密的「曼哈頓工程」工作。在加入這個發展原子彈的團隊時，像許多一起參與的科學家一樣，她曾設想，工程的目標是威脅希特勒並打敗納粹。當原子彈事實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時，是在那場戰爭已經有效地獲勝之後，年輕的物理學家崩潰了。她拋棄了科學和一個倒退成反共偏執狂的國家，啟程投奔了她在中國的兄長，著名的新聞記者和作家威廉·希頓（William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丁。——譯者）。

瓊·希頓（Joan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春。—譯者）從那時到現在一直住在中國。一個中國革命的參與者和獻身當代的毛主義者，她和她已故的丈夫西德·恩格斯特（Sid Engst，中文名字是陽早。——譯者）用他們的大半生致力於將奶牛農場引進中國。他們是極少幾個直接地經歷了中國革命演變進程的美國人，他們的命運隨著這一政治線索而變化起伏——在一個時期被懷疑為帝國主義的特務，下一時期又被當作國家英雄歡迎。沿著這條路，他們養育了三個子女，最大的兒子娶了我的姐姐。作為一個因為他的白種人外貌不時受到嘲笑的紅衛兵，弗雷德·恩格斯特（Fred Engst，中文名字是陽和平。——譯者）最後離開中國赴美國，在那里接受了他在「文革」期間錯過的教育。在離開20多年之後，他去年回到了中國，現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國際貿易學院（UIBE）教經濟學。在我2008年6月寫作這篇序言時，離瓊·希頓（寒春）小時候在佛蒙特州的家不遠。弗雷德的兩個女兒，我的外甥女，凱瑟琳·恩格斯特（Kathleen Engst）和吉娜·恩格斯特（（3ina Engst）和他一起住在北京。

我自己只有一次訪問過中國。1992年夏，我和我丈夫參加了擴大的希頓—恩格斯特家族的、長達一個月的長途旅行。從瓊在北京沙洞的實驗農業公社出發，我們乘卡車旅行，不僅參觀了旅游目的地西安和黃土高原的窯洞，而且到了當時西方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包括革命樣板村庄大寨、威廉-希頓在他經典著作《翻身》中使之名留史冊的張庄和洛陽的工業聯合體，我們在那里住在生產東方紅一號的拖拉機廠的客房里。和瓊一起旅行，我們在每一處都受到像貴賓一樣的接待，雖然在偏遠的鄉村地區不時引發一些驚奇，那里不常見到「大鼻子」。在長途旅行的卡車上，我們爭論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未來。當時剛開始美國的研究生課程學習的弗萊德喜歡引進市場機制；瓊則勸告要相信群眾。這次經歷打上了瓊的強烈的毛主義色彩，也與這次旅行的最後階段形成了鮮明對比。長途旅行結束之後離開了大家族，我和我的丈夫和繼女度過了在中國的最後兩周，會晤北京和上海的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印象深刻地叩訪了「兩個不同的中國」和遇到了「兩種不同的左派」，我在那個時候感受到，我在見證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划時代的轉變。

這場轉變從那以後的進展，遠遠超越了我在1992年所可能想象的一切。而我還沒有機會直接去那里看看我想了解的這場改革的效果。但是那些變化屬於這套叢書的四本書所透露的「時代診斷（Zeitdiagnose）」。一個更為宏大的部分，全球轉變，同時影響了西方的、世界歷史性的文化和經濟、政治和技術的種種變化，正在顛覆所有我們過去熟悉的批判理論框架。這一影響將對全世界的思想家發出挑戰，去重新創造適合於21世紀的批判理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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