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範與重構︰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蘇北地方政權秩序化研究

序言
Abstract
導言
第一章 蘇北地方社會的衰敗
第一節 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的失衡
一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結構
二 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的失衡
第二節 蘇北地方社會的全面衰敗
一 蘇北地理環境的歷史變遷
二 頻發的自然災害
三 漕運、河工、鹽務三政中心樞紐地位的喪失
四 區域政治地位的改變
五 蘇北社會的全面衰敗
第二章 蘇北地方社會的失範
第一節 蘇北的民性
一 蘇北民性的特點
二 蘇北民性與社會失範之關系
第二節 匪化︰蘇北社會失範現象之一
一 從土匪到匪化
二 匪化成因之分析
三 匪禍之特點
第三節 劣化︰蘇北社會失範現象之二
一 劣化現象的出現
二 劣化成因之分析
三 土豪劣紳對蘇北地方社會的危害
第四節 秘密會社︰蘇北社會失範現象之三
一 蘇北秘密會社的興起
二 刀會——蘇北鄉村秘密會社之典型代表
三 秘密會社對蘇北社會的影響
小結
第三章 新秩序體制的重構
第一節 政治架構︰機構與體制的突變
一 縣政府︰從“無為政治”走向“有為政治”
二 縣黨部︰新秩序體制思想權威之塑造
三 區公所︰地方新秩序的基層支點
第二節 鄉村社會統治基礎的改造
一 國民黨鄉村社會統治基礎改造的背景
二 對土豪劣紳勢力的打擊
三 新鄉紳階層的養成
第三節 地方政權的“武化”
一 蘇北地方政權的軍事化傾向
二 保甲制度的推行
三 武化的社會後果
第四節 政府工程的一個考察︰蘇北公共工程的興建
一 蘇北公共工程興建的背景
一 征工與蘇北的公共工程建設
二 對蘇北興建公共工程之評價
小結
第四章 秩序、權力與現代國家政權建設
第一節 新秩序與國家權力現代性的確立
一 新秩序格局下國家權力的擴張
二 新秩序與政府職能之擴展
三 社會動員力的增強
第二節 相互制約中的國家一社會︰依附與抗拒
一 官僚化政治控制造就的社會依附
二 顯性依附下的隱性抗拒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歷史學研究，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已進入中觀乃至微觀層面和跨學科、多領域綜合研究階段，特別是社會史和區域史研究，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李巨瀾同志的博士論文《失範與重構——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蘇北地方政權秩序化研究》，就是以社會史的方法，對蘇北區域進行實證研究的成果，現在作為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基金規劃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對此表示祝賀。

蘇北是江蘇北部的簡稱，其地理範圍大致屬于淮河流域的下游。歷史上，淮河原本是獨流入海，河道深浚，自然條件優越，“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國”，漢唐時期這一區域曾一度成為中國押經濟中心。一一九四年黃河奪淮入海後，蘇北地理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自然地貌被改變，原有水系遭破壞，水旱災害頻發，土地生產力嚴重下降，使得原本發達的蘇北地區農業開始走向衰敗。但因黃河、淮河、京杭運河交匯于蘇北一地，交通便利，全國最大的兩淮鹽場亦位于其中，漕運、河工、鹽務三政推動蘇北社會經濟在此時又有特殊發展，明清兩代，蘇北地方除正常的地方府州縣行政機構外，還另有漕運總督、河道總督、兩淮鹽運使和淮安關監督等中央官員的設置，淮安一地三督，為全國獨有之政治生態，“國家大政若河若漕若鹽課關稅畢萃于此”。故蘇北自然條件雖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經濟與社會發展並沒有就此衰落，運河沿線城鎮鱗次櫛比，商業繁興，文化發達，政治、經濟地位仍處在非常特殊的地位。蘇北的中心淮安在揚州、蘇州、杭州等名城比肩而立，並稱為“淮揚蘇杭”四大名鎮。

然而，從晚清道光年間開始，維持蘇北繁盛的諸種有利因素相繼喪失。兩淮鹽業衰落；一八五五年黃河在銅瓦廂處決口，改道山東入海，河督裁撤；漕運辦因運河淤塞和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雙重打擊而停廢。此時正值中國社會“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歷著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相互激蕩，終致蘇北地方社會經濟全面衰敗。此後，蘇北社會動蕩，經濟凋敝，交通不便，經濟落後，水旱自然災害頻發，流民日多，社會整體處于混亂無序狀態，“蘇北”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被當成是貧窮落後的同義語。及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在推進鄉村社會改造的過程中，因蘇北戰略地位的重要，開始注重這一地區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經濟發展，而蘇北地方政權也試圖促進蘇北農村經濟發展，整頓社會秩序，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九四九年後，在新中國政府領導下，徹底根治了淮河水患，尤其是改革開放後，蘇北地方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均有長足發展，目前已成為全國主要的糧食產區，社會發展水平超乎全國平均水平之上，浸浸乎有振興之勢也！

近年來，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和國家與社會視角下的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研究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關注，而近二百年來蘇北地方的興盛衰敗則可視作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典型個案，以此為對象進行深入的歷史考察並作出學理分析，有助于人們更進一步地認識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富有學術價值和現實參與意義。

李巨瀾同志供職于位于蘇北地區中心城市的淮陰師範學院，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選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間蘇北地方政權秩序化研究”課題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我對此加以支持。東方社會的政權力量歷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極大，若忽略各種林林總總的偶發因素，某種程度上則可將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發展視作一種“規劃的社會變遷”，而各級政權的架構、政治理念和統治能力即為其中的關鍵所在，並通過統治秩序之建構與維持來集中體現。考慮到中國各地區間的巨大差異性，僅以中央政權為考察對象尚不足以解釋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還需對不同地域的地方政權進行個案式研究。目前，學術界關于清末民初的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區域研究開始增多，但研究民國年間地方政權與社會關系的成果還不夠多，研究蘇北地方與社會的更少。該課題選擇了這個重要角度，以具有獨特地理位置和歷史發展、兼具沿海和內陸雙重特征的蘇北地區為典型個案，通過對十年蘇北地方政府為治理社會失範、恢復統治秩序之過程的研究，濃墨重彩地將這十年間蘇北地方政權秩序化之努力及其效果勾勒出歷史性的軌跡，這個題目的研究據我所知還是首次，無疑具有開創之功。作者不僅從“國家-社會”關系角度入手，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又進行了超越，視野更開闊，如有關南京政府鄉村改造政策的研究、國民黨“黨治”基層體制的研究、蘇北民性和社會秩序間關系的研究等等，均具有相當之價值。具體表現在︰一、增進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豐富性，多個具體區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形成對中國鄉村社會的正確認識和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準確把握；二、為深入考察“國家-社會”關系在近代中國之變遷提供獨特的歷史剖面；三、對解決當今中國社會的“三農”問題具有一定的歷史借鑒作用。

該書在精心梳理史料的基礎上，分別從社會失範與秩序體制重構兩個角度對蘇北地方政權秩序化問題進行探討。首先將蘇北地方社會的衰敗放置在近代以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控制結構失衡的宏觀歷史背景下加以分析歸納，進而對匪化、劣化和秘密會社勃興等三種典型失範現象進行剖析；其後則從政權的社會控制角度入手，對一九二七年後十年國民黨“黨治”下的蘇北地方政權治理社會失範，重構新秩序體制的過程、路徑及動作特點進行較為全面的論述，並從社會控制視角對其所具現代性意義和兩重性社會後果作了切實有見的評析。其中頗多精彩和創新之論，如認定區公所建立和培養新鄉紳以“確保了國民黨政權對廣大鄉村地區的控制”，而新鄉紳階層的局限也是導致“國民黨農村政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抗日動員和“導淮入海”工程說明社會動員的增強等。再之，從國民黨基層黨部的狀態、活動和黨員數量等方面入手，對國民黨官僚化政治控制模式的缺陷所作的泛論析，尤為可采。當然，若能對“新政治體制”的農村統治基礎狹窄和振興經濟職能動作匱乏作補充性揭示似會更好。全書主題明確，結構嚴謹，思路清晰。征引資料豐富，許多還是首次披露；所引報刊資料、相關時人著述、調查報告，包括手寫本多種，頗為難得；所引進有年鑒、方志和新編相關方志亦頗豐富。資料翔實，以國家-社會關系為理論架構，采用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對一九二七年後十年間蘇北地方政權秩序化進程進行總體考察，理論和方法堪稱創新、得當，實證性基礎厚實。故該書是一部頗為創新，基礎厚實，相當優秀的學術著作。

從李巨瀾同志二○○二年到華東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起，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師和一情誼。他當時已經有副教授職稱，于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研究有相當之基礎，而治學仍非常用功，精于鑽研，時有妙語新論闡發。同時，友善同學，關懷互助有加，樂于幫助師弟師妹，時常聚會討論學問，師生之間其樂融融，至今我仍時時記起。二○○五年畢業後，他又對博士論文進行修改充實，交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邀我作序。我有幸優先讀到他的成功之作，感到由衷高興。也深信他能夠以此為新起點，不斷有新成果的問世！

忻平
二○○七年十二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