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喜歡把歷史比作大海。這本集子，只是我從浩瀚的史海中試摘的一朵浪花。放到勺中，未必還能保存它的原貌，但我相信，這里收藏的還是曾經涌起浪花的真實的海水。
步入晚清史領域，開始只是偶然，但它的魅力，使之成為我的終生職業。晚清的歷史，是中西交匯以後真正在中國發生大轉型的歷史年代，這個過程到今天並沒有完成。那個時代人們所遇到的困境、難題，不僅牢牢地抓住了逝者，抓住了與之奮斗、掙扎的人們，也成為我們至今難以擺脫的夢魘。專制制度的反抗者，變成了專制制度的維護者；共和民主的革命者，變成了共和民主的背叛者。我們在晚清史中看到的許許多多社會丑惡現象，伴隨著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一起涌動。在這個歷史潮流中，我們既是參與者，又是觀察者，不同的是，我們用的只是歷史工作者的職業眼光。人，無法擺脫歷史的局限，作為歷史工作者，也無法擺脫自己的歷史局限。我十分佩服與我大體同齡的一些同行，他們能夠用敏銳的目光和深刻的思考，努力超越時代和思想的局限，寫出一些振聾發聵的文章，我做不到，只能站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平台上，回望我們先輩所走過的道路。站在這樣一個長期形成的思維和知識定勢的平台上而不自省，我深知，自己寫下的只能是一些平庸之作。雖然是“敝帚自珍”，如果不是唐力行先生數次鼓勵，我是一定不敢將這些東西再拿出來奉獻給讀者的。
在進入大學歷史系之前，我只是一個初中畢業生。在“復課鬧革命”的動亂時代，“初中畢業”也是不合格的。但在初中時代，我有幸結識了一些高中生、大學生乃至老先生，他們喜歡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我也就借了一些歷史書和馬克思主義著作看。他們有的已經故世，有的也多年不通音信，但與他們短暫的有益交往，卻對我的人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初中畢業以後，我當了建築工人，後來單位領導看我能寫些東西，就讓我當會計。在會計學習班里，擔任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是中國金融史專家洪葭管先生。三個月的學習很快結束，但與洪葭管先生聯系一直保持到今天。1977年通過“文革”第一次高考後，我于1978年初進入大學。在大學時代，最初選擇研究晚清經濟史，最初就是受了洪先生的影響。受到他給我的鄭友揆先生的論文打印稿《十九世紀後期銀價、錢價的變動與我國物價及對外貿易的關系》的啟發，我在大學二年級撰寫了《銀貴錢賤對1843-1856年中國外貿的影響》。當時擔任系主任的魏建猷先生讀了之後，立即推薦到學報發表。他是著名的中國近代貨幣史專家，他的肯定對我這個未出茅廬的學生是一個極大鼓勵，也使我思索以後的學術發展道路。當時晚清的貨幣史、金融史都已有不少專著，財政史除了少數論文以外，基本上沒有系統的研究，所以我就確定晚清財政史作為自己的園地，我的學士學位、碩士學位論文都是這方面的專題，這方面的研究最後形成了《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一書。
1982年畢業留校工作以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所長戴逸先生倡辦中國近代史進修班，系里便派我到北京學習。這一年的進修緊張而充實。每天上完課之後，就乘公交車趕到故宮，閱抄有關財政的檔案。戴逸、李文海、胡繩武、程獻等先生親自授課，還延請了許多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作講座，極大地開拓了我的視野。清史所組織的對北京近代史跡的調查，王道成先生在我們參觀故宮、清東陵、承德避暑山莊時的講解，也使我對晚清統治集團的內部斗爭產生了一定的興趣。本集中收羅的這方面的文章雖然不是出于進修期間，但顯然受到了那段經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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