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肯尼思‧沃爾茲所著的《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是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也是最有影響的國際關系思想家肯尼思‧沃爾茲的文集。他的著作《人、國家與戰爭》和《國際政治理論》均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之作,它們開創了以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著稱的理論流派,當代現實主義學者和思想家中的許多人都出自這一流派。在《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中,沃爾茲對他撰寫每篇文章的背景做出說明,以此為線索把他在理論發展過程中寫下的充滿創造力的文章編排組織起來,並從這些理論的廣義目標出發去解釋當前國際體系中撲朔迷離的均勢格局。


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Waltz,1924—),2004年5月,肯尼思‧沃爾茲教授應張睿壯教授邀請,出席南開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揭牌儀式,受聘為南開大學名譽教授,並舉辦為期兩周的學術講座和研討。此照片為兩位譯者當時與沃爾茲教授的合影。肯尼思‧沃爾茲,美國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哥倫比亞大學戰爭與和平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退休教授,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榮獲“詹姆斯‧麥迪遜政治科學杰出學術貢獻獎”。沃爾茲被視為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其代表作《國際政治理論》(1979)被視為新現實主義流派的開山之作,其他著作還有︰《人、國家與戰爭》(1959)、《對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核武器的擴散︰一場辯論》(1995)等。
 

目錄

中文版序言
引言
第一部分 理論
1 康德、自由主義與戰爭





2 世界政治中的沖突
什麼是沖突?
國際結構與國家行為
國家間的松散聯系:回歸
國家間的緊密聯系:決意對抗
國家間的緊密聯系:融合
國家問沒有聯系:撤退
形勢與戰略
解決沖突
3 關于《國際政治理論》的反思——回應我的批評者們
結構與單元
預測、權力及理論檢驗
“解決問題”的理論
結論
4 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戰爭根源
讓戰爭保持冷態:結構層次
讓戰爭保持冷態:單元層次
戰爭:熱戰與冷戰
現實主義思想與新現實主義理論
5 經濟學理論如何成為可能
國際政治:在理論的藩籬之外
國際政治:在理論的藩籬之內
理論與現實
6 理論評估
7 關于檢驗理論的一些想法
第二部分 國際政治
8 兩極世界的穩定性
兩極體系內部的穩定性
兩極時代的終結?
兩極世界的持久性
一些異議
與政策有關的結論
9 國際關系中的競爭與管理
一、現代國家與核武器
二、國際均衡
三、國際社會與國際管理
四、結論
10 國際結構、國家武力與世界均勢



11 國家相互依賴的神話
相互依賴的含義
貿易:國家參與的變化
投資:國家和公司的利害得失
雄辯與現實
12 正在浮現的國際政治結構
兩極的終結以及冷戰的終結
強國的興衰
國家偏好與國際壓力
均勢政治:舊式的與新式的
結論
13 冷戰後的結構現實主義
民主與和平
相互依賴的微弱影響
國際制度的有限作用
權力平衡:不是今天而是明天195
結論204
14 全球化及治理
國家的現狀
國際政治中的國家
結論
15 國際政治的連續性
第三部分 軍事
16 理性、意志和武器
17 朝向核和平
自助體系的軍事邏輯
核武器擴散的影響
用小規模核力量進行威懾
18 核神話與政治現實
靠什麼威懾?
威懾蘇聯
核武器為何支配戰略
核軍備與裁軍
戰略防御
結論
19 一則答復(對薩根和沃爾茲的批評者)
第四部分 政策
20 和平的政治




21 全球視角下的美國對歐政策
美國的世界觀是什麼樣的?
世界的真實面貌如何?
其他國家想從我們這里得到什麼?
我們如何能知道該做什麼?
我們能得出什麼結論?
22 又一差距?
23 美國作為世界典範?——外交政策的視角
一、國家的地位如何影響政策
二、權力失衡的影響
三、結論
授權與致謝
注釋
索引
 

2011年3月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北美)國際關系學會2011年會上,當代國際關系理論巨擘肯尼思‧沃爾茲以其半個世紀以來對國際安全研究的杰出貢獻榮膺2010年國際安全研究杰出學者獎的殊榮。雖然已屆86歲高齡,沃爾茲仍然活躍在國際關系學界的舞台中心。僅僅數月之前,他還同斯坦福大學的斯科特-薩根在《國家利益》雜志上進行“零核世界是否最佳選擇”的公開辯論。2008年,他將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發表的重要論文以《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為題結集出版,忠實地記錄了一位學術大師的思想歷程。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就是這本文集的中文譯本。作為結構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創始人和領軍人物,肯尼思-沃爾茲的學術思想影響既深且遠,而且不像表面上那麼容易理解。他對傳統國際關系理論進行了科學改造,單槍匹馬地改變了國際關系學科的面貌,卻叉堅決反對科學實證主義。他的理論因其高度簡約、針對性強以及拒絕具體預測而備受詬病,沃爾茲卻不為所動,絕不放松對科學理論的嚴苛要求。在現實生活中,在“明智的利益”和“謹慎的權力”等原則指引下,一位貌似崇尚實力的現實主義者卻成了國際政治中的“溫和派”。

五十年後的必讀書目

幾年前,一個有中美兩國知名國際關系學者參加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最後一項議程是在釣魚台賓館舉行的閉幕式暨歡送晚宴。宴會前的休息廳里,與會學者們各端著半杯葡萄酒三三兩兩地圍成一個一個的小圈子站著聊天。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駐足我所在的那個圈子周圍加入我們的討論,顯然是受到我們話題的吸引。原來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從今往後五十年,當今聲名昭著的國際關系學者中有誰還能名列美國大學國際關系專業研究生的必讀書目?由于在場的多為美國大學的國際關系教授,所以大家對這一話題興趣盎然,七嘴八舌地報出自己的提名。一時間,吉爾平、基歐漢、奈、魯杰、米爾斯海默等國際關系方家的大名此起彼伏、不絕于耳。有意思的是,每有一個提名,必定能听到一兩個反對的聲音:Nay...I don’t think so…跟著是一兩句反對的理由。數輪提名過後,大家發現了一位唯一沒有反對票的人選——他,就是本書的作者,我的導師,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創始人和主帥肯尼思‧沃爾茲。

當然,這個調查的樣本既不科學,規模也太小,不足為憑;但是考慮到這里面包括從格里科、馬斯坦杜諾和伊肯伯里直到庫普錢、勒格羅這些廣泛分散在現實主義一自由主義光譜上的名家,也不能說它完全沒有代表性和啟示意義。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在許多正式的調查或統計數據中影響力領先沃爾茲的基歐漢和當時憑著“建構主義”正紅得發紫的溫特,在這批身為國際關系學界中堅力量的中年學者中並無太高的威望可言,倒是被不少人認為已經“過氣”的老沃仍然風騷獨領,英名不減當年。事實上,近三十年來沃爾茲作為被引用頻率數一數二的國際關系學者而在各種影響力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其代表作《國際政治理論》更是保持了最常引用的國際關系著作的桂冠。該書自1979年出版以來,便成為當代國際關系理論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的“聖經”。對它無論是愛還是恨,無論是支持還是批判,只要是討論國際關系理論的文章,多得從它開始,很少能繞過這一基準。鑒于他對國際政治理論及國際關系學科的卓越貢獻,沃爾茲于1987—1988年當選為美國政治學會會長。

單槍匹馬改變了學科面貌

《國際政治理論》這本薄薄的不過二百來頁的小書,如何竟有此般神通,何以產生如此之巨的影響?這還得從政治學的“科學革命”說起。

自蘇格拉底一柏拉圖以降直至20世紀初葉的兩千多年里,政治學像其他各門人文社會學科一樣在本質上沒有任何改變,就是說,人類有關自身行為和社會的知識沒有取得本質上的進步。正如哲學家懷特海所說,“對歐洲哲學傳統最保險的概括就是說它由一系列對柏拉圖的腳注構成”。同樣地,我們也可以很保險地將中國哲學傳統概括為對孔盂所作的一系列注釋。這種令人沮喪的呆滯狀態與人類知識的另一分支——自然科學所取得的質的突飛猛進絕成對照。在人文社會領域,根本見不到類似物理學領域內托勒密一哥白尼一伽利略一牛頓一愛因斯坦那樣階梯式的知識積累和攀升,有的只是在同一水平面上量的擴增,就好比諸子百家兩千年來擴展到了諸子萬家,卻沒有一家超越前人的水平。兩種知識領域的強烈反差促使人文社會學者深刻反思本學科的問題,試圖向自然科學學習借鑒,把它的成功經驗應用于本學科,即社會學科的“科學化”,這就導致了濫觴于上世紀20年代而勃發于50年代的“行為主義革命”(又稱“實證主義革命”)。

人類追求知識(即科學)的最高境界莫過于對規律性和因果性的揭示和利用。而實現知識積累和進步的關鍵在于檢驗知識的統一標準。在自然科學中,正因為采用了共通的客觀標準——經驗證據對知識的真偽進行“實證”,才有可能對各種理論和學說進行比較、鑒別,才能去偽存真從而實現知識的積累和進步。為了把社會學科也變成像自然科學一樣的實證科學,改革者們提出了若干原則以擯除傳統社會研究中的“非客觀”因素:首先,要把規範研究從實證的社會研究中剔除出去。簡單地說,規範研究就是價值選擇和排序,而這本來就是主觀判斷的事,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客觀標準。其次,要把傳統研究中無條件接受為真並作為推理起點的“先驗知識”剔除出去,像“人性善”、“人性惡”這種既無法操作化又無法觀察因而也無法檢驗的命題,不在實證研究範圍之內。第三,可以觀察的經驗證據是一切知識的唯一源泉,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也是科學研究的起點——這就意味著,歸納推理是科學發現的主要邏輯模式,而演繹推理只是理論檢驗與應用的一種輔助手段,它不能帶來任何新的發現,是一種次要的邏輯模式。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者把人類行為當作客觀現象去觀察,試圖發現它與行為者其他屬性之間的聯系,從而發現人類行為的某些規律(而不是像傳統研究那樣去揣摩行為者的動機和心理過程),這就是行為主義的由來。60年代起,政治學領域就出現了傳統路徑和實證路徑兩大營壘對陣的局面。

作為一個極富批判精神的開創者,沃爾茲也與傳統路徑實行決裂並對之進行了透徹的批判。然而,沃爾茲對傳統路徑的批判采用了一個與實證主義迥然不同的角度——用體系方法對傳統路徑的還原方法進行批判。在沃爾茲看來,傳統路徑的最大問題不是別的,恰恰是用行為體的屬性以及行為體之間的關系去解釋行為及其結果的還原主義路線。這是一種“見木不見林”的認識謬誤:森林已經不是樹木數量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對這個體系中的每個個體的生長和行為發揮著看不見摸不著卻無法逃避的制約。沃爾茲還用物理學中的“場”來比喻這種隱性的作用:處于磁場或電場中的粒子無時無刻不處于無形的“場力”的作用之下,不知道場的存在,就不可能正確理解粒子的行為。他認為傳統路徑在行為體層次上尋找行為和結果的原因有兩大問題:一是找不到規律,二是把最重要的、有規律可循的體系層次的影響給忽略掉了。沃爾茲憑著一雙慧眼識破了凡人肉眼視而不見的體系,通過可以明確定義並操作觀察的結構,解釋了國際政治中少量卻重大的規律性結果(如均勢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極富科學色彩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就這樣,在摒棄行為主義的前提下,沃爾茲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另闢蹊徑對傳統研究的路徑發起攻擊,獨樹一幟地建立起國際政治領域中唯一的“科學”、“宏大”理論。這就是沃爾茲的貢獻,也正是他的非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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