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時代的隱痛：原上草筆下的南洋女性 潘碧華∕張尤蕊
原上草是四○年代中期的馬華作家，原名古德賢，祖籍中國廣東省梅縣。四歲時隨父母南來，落足彭亨州的雙溪林明埠，畢業於林明中華小學、中華中學初中部。他當過文員、電影廣告員、會館座辦、流動小販、茶店老闆、教師、編輯等。曾以沙風、原上草、虱蟲、古跡等筆名在各報章副刊發表作品。一九五九年後，陸續擔任《學生週報》、《建國日報》、《大眾晚報》、《馬來亞通報》、《寫作人》季刊的編務。一九七八年，馬來西亞華文寫作人協會成立，中選為首屆主席(會長)。他主要的著作有：《韭菜花開》、《水東流》、《迷途》、《房客》、《萬家燈火》、《亂世兒女》、《風雨榴槤坑》等。一九九八年，他榮獲第五屆馬華文學獎，翌年十月十三日與世長辭。
戰前的南洋社會，居民多為當地土族和外來勞工，教育不普遍，文化的建設也比較緩慢。缺乏高層次文化的引導，社會思想落後。原上草初中畢業後想到中國大陸繼續升學，因為戰亂，失去了求學的機會。他的思想建設來自閱讀，他初中時期，擔任學校圖書館館長，看了大量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因此深受五四作家提倡的民主思想所影響，認為文學可以改變社會。讀者從他小說中可以看到明顯的人物形象展現，強烈的人物性格描寫，他企圖通過文學描寫喚起人們對生存價值、民主精神、舊傳統和新思維的重新審視。這種理性精神的表現對當時的馬華小說有直接的影響，並貫穿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作品，形成一股「題材熱」。在原上草的小說中，愚者和智者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形成了二元對立的情況。讀者不難發現，在眾多小說人物當中，最常出現的「引導者」是教師的角色。作者通過像教師這些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來提出問題、討論問題和解決問題。雖然這些作品過於理性，形成藝術表現上的生硬，但是確實是那個時代大部份馬華作家有意為之的方式，他們抱著文學反映社會，將社會風氣撥亂反正的理想進行寫作。
原上草出身清寒，他憐憫貧苦大眾的生活，也特別關懷女性，同情她們在社會的洪流中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他對人生的慨歎是出自個人的遭遇和一代人命運的統合，體現出在閉塞的社會環境中，一個有理想的作家嚮往光明的呼喊。通過文學，作家企圖尋找生命中浪漫與現實的平衡點。原上草的短篇小說涉及的主題很多，有愛情、親情、教育、人性等主題，其中對人性矛盾的探索、透析最為精彩。除此之外，對社會問題的折射，也顯得文筆老練，探索的問題深刻。本文主要探討原上草短篇小說中有關女性角色的書寫，通過女性的命運看那個時代無法避免的悲劇。
一、多重的壓迫：弱勢女性的悲哀
東方社會傳統重男輕女，女性的生存權利一向不受社會所重視。隨著西方女性主義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中崛起，要求男女平等的聲音喚起人類重新審視女性在文明發展中的角色，經過漫長的時日，終於在二十世紀初傳到亞洲，女性在教育、藝術、文學等領域得到前所未有的開放，她們參與文化建設，表現自己。中國五四文學作家在女性解放方面有所關注，女性自我書寫，也成為文學書寫的物件。原上草在中學時期熟讀中國現代文學，深受五四新文學的人文關懷思想、反封建、重科學精神的影響，他的多篇小說以女性為主角，她們勤勞、善良、智慧、賢淑，然而命運並沒有眷顧她們，卻讓她們在那個時代，遭受各種磨難。他同情女性的遭遇，因此為她們的不幸打抱不平。
傳統社會以男性為尊，女性依附男性而活。當時的南洋社會和舊中國一樣屬於男權社會，由男主外而女主內，家庭的經濟重擔都落在父親或丈夫或兒子的身上；所以一旦經濟支柱倒下，女性的生存條件也就受到威脅，可能的反應便是激發潛在的理性部分。她們想掙脫困境卻沒有能力，唯有借助他人的力量，作為她們心儀和信任的男性是唯一的人選。換句話說，她們最後將理性交由感性來支配，將命運交托於情感，一旦情感因某種理由消逝或崩潰（或死亡或背叛），她們的精神支柱（金錢支柱）就會倒塌，因而向命運低頭。
婦女受教育的不多，經濟不獨立，因此無法維持日常生活，唯一辦法便是依賴男性生存。在原上草的視角下，傳統觀念束縛了女性的個性發展，女性為了生存，往往無從選擇。原上草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韭菜花開》出版於一九六一年，收集了十三篇完成於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韭菜花開》開篇就寫滿園韭菜花開的時候，一個被派到鄉野執教的先生第一次推開了施家的籬笆門，從此就被捲入幾個女人的命運漩渦中。施家的男丁早逝，剩下老弱婦孺三人，媳婦因家裡實在沒有東西吃了，只好改嫁給城裡的一戶人家當填房，伺機拿點東西回去接濟兒女和婆婆。施家婆婆不能諒解媳婦的改嫁，阻止孫子阿發和孫女秀梅與他們的母親見面。阿發因為想念母親，所以經常紅著眼眶上學，老師因好奇而揭發了這家女性三代的悲劇。
原上草筆下描繪的女性樸素真誠，善惡分明，然而她們沒有受過教育，不知道何謂男女平等。面對坎坷的命運，她們也想反抗、改變，卻無能為力，往往從一個絕境逃出，又落入另一個絕境，並沒有真正的逃脫。女性的不幸有時也因為同性長輩的迫害而加劇。施老婆婆這種決定性角色（masterrole），她重男輕女，非常迷信、思想愚昧、個性固執，個人的無知，往往是家裡成員不幸的主因。
施老婆婆喪夫之後，依賴兒子過活。兒子死後，她把希望寄託在唯一的孫子阿發身上；由於媳婦改嫁，她將媳婦當作眼中釘。阿發生病了，她不願意將孫子交由媳婦找醫生治病，她認為神明的力量和求來的靈符比較有效，只會給孫子求籤喝符水，差點鑄成大錯。施家媳婦一向逆來順受，丈夫死後，一家生計成了問題，迫於無奈，改嫁他人，暗中接濟與前夫生的孩子。媳婦的再嫁讓施家婆婆感到難堪和厭惡，經常在語言上和行動上打擊媳婦，對外人稱媳婦已經死了，不允許孫子和他們的母親見面。
後來為了籌措醫藥費，施家婆婆要把孫女秀梅嫁給賣菜的阿榮哥，秀梅出走向母親和繼父求助，不料繼父對她意圖不軌。秀梅的母親不願意女兒受辱，母女逃出繼父家，然而又陷入衣食沒有著落的困境。秀梅無計可施，只好答應嫁給賣菜的阿榮哥。原以為嫁給阿榮哥是一個歸宿，不料阿榮哥家裡已有家小，秀梅只是做二房。不到兩個月，大小兩房起了衝突，還大打出手。施老婆婆為了替孫女出頭對付大房，最後活活被氣死。
女性若沒有自立的能力，生活沒有保障，只好視依附男性為終身依靠，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生活出現困境時，這些婦女的解決方式就是找一個可以依靠的男人，因此秀梅母親改嫁，秀梅嫁作二房，都是無可奈何的選擇。秀梅也想作出自己的選擇，但是她的思想意識不高，還是逃不脫傳統的社會思維，她想自己找一個值得信賴的男人去依靠。她心儀有文化的教書先生，尋到先生的家鄉，先生卻已離家在外埠教書。秀梅失望回到自己的家，接受命運的安排。秀梅的媽媽改嫁和秀梅後來嫁作二房，都沒有讓她們的苦難結束，反而衍生了她們的人生悲劇：秀梅險被繼父侮辱、母親離開繼父家、婆婆被氣死。
另一短篇《後來娘》寫的是女性的愚昧和悲哀。阿珍妹的母親去世後，父親娶了帶著油瓶女的繼母。繼母總是對阿珍妹打打罵罵，還經常讓她挨餓，自己的女兒卻「一大塊一小塊的吃肉」，待遇之差異，連年紀尚幼的異父異母妹妹也感覺得到，也效仿母親的態度，常常欺負姐姐：
看見老娘不時地炮製異父異母的姐姐，她也學起樣來了，一覺不遂意便用拳頭去舂她的背脊，用指甲去擰她的手臂、臉頰和大腿。
阿珍妹只是個七八歲的孩子，父親為了謀生，經常出門在外。繼母趁父親不在時虐待她，懦弱的她沒有勇氣向父親投訴。有一次被鎖在門外，夜深天涼，衣衫單薄的她不停打顫，好心的老鄰居讓她進去屋子睡覺。阿珍妹和鄰居一廂情願地以為父親回來後，她就可以回家。阿珍妹的苦難沒有因父親回來而結束，繼母蓄意造謠中傷老鄰居和阿珍妹的關係，父親回來拍門找人，怒斥女兒是「婊子」，不知廉恥，最後還把她「隨便」賣給了別人。
五十、六十年代的南洋社會經濟不景、文化水準低落，人民思想落後，生活的重擔往往扭曲了人性，做出損人利己的行動。《後來娘》寫出當時社會破碎的家庭，衍生出許多社會悲劇。資源匱缺，為了保障自己和親生子女的將來，繼母無法像疼愛自己的孩子那樣去疼愛阿珍妹，虐待她，中傷她，終於把她趕出了家門。在這篇小說裡，父親是家計的來源，繼母為了爭取家裡賴以生活的父親全部的義務，不惜排擠掉繼女。而年幼阿珍失去了母親，唯一可依賴的父親，卻選擇相信另一個依賴他的女人，自己卻被父親賤賣。陷阿珍妹於苦難的也是女性長輩，她們對女性後輩的殺傷力有時比社會規範還來得厲害。從阿珍妹的遭遇和繼母的卑劣，以及父親的無情，讓我們感受到婦女在那個時代的無助和悲哀。
描寫多個女性角色的短篇小說《房客》，是原上草的力作之一。小說中的女性「事頭婆」、「豆腐婆」、「財富娘」，都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例子，女性的眾生相。她們在經濟上已經能夠自力更生，事頭婆僅靠收房租就可以過日子，還有能力應付經常伸手要錢的遠房侄兒。豆腐婆的生意馬馬虎虎，卻還能吃飽穿好，空閒時可以玩玩幾手賭博。「財富娘」的丈夫收入不錯，她衣著光鮮，胸前掛著金葡萄招搖，平時也愛賭。這些女性雖然已經擺脫了貧困的階段，畢竟受教育不多，閒暇沒有其他消遣，沉迷於賭博，沒有為將來未雨綢繆，最後造成家庭悲劇。
財富娘的丈夫突然生病，沒有收入，反而看病花了不少錢。財富娘嗜賭成性，甚至借錢去賭以致債臺高築，最後選擇拋下生病的丈夫和年齡尚小的女兒桂芳一走了之。桂芳的年齡最小，爸爸在銀行上班，人稱「財富」（管帳目的文員），媽媽身為財富娘，穿著亮麗，表面風光；然而小桂芳卻常被父母忽略，經常挨餓。房東太太歡喜她就給她吃午飯。後來媽媽捲款而逃，她只能依靠爸爸，沒料爸爸看不開，自殺身亡，留下她一個人面對不知的未來。
原上草的小說寫出了那個時代婦女的悲劇，在男女不平等的時代，女性必須面對多重壓迫（multiple
oppression），她們的悲劇與社會傳統倫理觀念、文化意識、民族風俗、教育制度等有關。婦女普遍沒有受過教育，造成她們在思想上無法突破傳統架在她們身上的束縛。她們的生活必須依賴男性親人，如「財富娘」依靠丈夫、桂芳依靠父親，甚至「事頭婆」也潛意識依賴著遠房侄兒，偷偷與侄兒商量遣散「財富娘」一家的事。她們都是依賴著男性而生存，由於不能自主，惟有任由命運痛宰。
原上草和當時的許多作家一樣，主張文學作品反映一般勞苦大眾的現象，文學服務社會的理想，他實際行動實踐了文學服務社會原因的根本任務。通過女性角色，他提出了當時社會重男輕女、婦女教育、婚姻問題，揭示社會愚昧、思想落後的一面。作家追求思想上的自我安慰、心理的補償，在理想與現實衝突中，啟發讀者理性去追求更好的明天。作家在寫作過程中揭示了人心晦澀的陰暗面，也因為反映現實，而使作品具備了時代感、民族意義與教育功能。
二、改變的阻力：社會規範與思想瓶頸
馬來西亞於一九五七年獨立，原上草的小說背景大多處於建國初期社會轉型時代，當時的南洋社會普遍上物質缺乏，僅有檳城、怡保、吉隆玻等幾個城市，大多數的州屬都保持鄉村規模；因此作家們常取材鄉村生活，寫的都是那鄉野不施脂粉的可愛姑娘。純樸、寫實很自然的成為這時期馬華文學的一種標誌，這都是當時社會狀態和人民的心理所促成的。作為一種普遍的文學現象，寫個人的生活際遇，個人的生活追求，理想目標，這種自覺的文學追求形成了一種積極浪漫主義（Active
Romanticism）精神。尼采說過，浪漫主義不是疾病，而是藥方，用來治癒疾病。作家擅於用文字挑破過去社會的弊病，展望希望的未來，強調積極勇敢才能實現理想。
原上草藉社會問題來凸顯女性的自主願望，由於社會落後，女性的自我醒覺不夠，許多女性在追求自我價值中遭遇到一連串的阻力、挫折和不幸，她們為改變命運而承受多重苦難，其中包括性騷擾、偏見、謠言、鄙視、疾病、傷殘、死亡等。小說試圖揭示女性生命意識的覺醒。原上草的這種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大膽表現在當時並不常見，只是作者本身似乎還是保留了傳統的主體意識，對女性意識覺醒並沒有深刻的見解。他設定了道德界限，這道劃分隱約含有男權的影子，就小說出版的年代來看，這可以解釋成這是當時普遍的社會觀念。
愛情婚姻是女性書寫中不可或缺的命題。《水東流》描述社會保守觀念對女性的壓迫和女性追求愛情所受到的挫折。小說描述「我」與昔日同事重逢，神情憂鬱的故友談起年輕時候的一段愛情，充滿了悔恨與遺憾。那個深藏在故友記憶中的年輕時候的情人，她是個年輕寡婦，盲婚啞嫁的丈夫去世了，她只好回到年老多病的父親身邊侍候著。後來，她想和身為教師的情人私奔，逃離又再一次的盲婚，奔向不可知的未來，即使對方無法給予她生活保障，她也要義無反顧地跟隨情人逃離眼前的困境。那個時代的南洋女性多數具備舊中國社會三從（從父、從夫、從子）的思想，她們從出生就被教導附屬男性生存，沒有自己的理想，不能自主。因此，她們要爭取婚姻自由，需要勇氣，尤其是私奔的決定，更是需要很大的決心。她再三與情人約定，一定得帶自己走，最後情人還是不留隻言片語的提前離開了。
五十、六十年代的社會風氣保守，再堅強的女性，也很難承受別人在背後的指指點點。然而《水東流》的悲劇卻是懦弱的男性所造成，這個教師不敢承擔和寡婦私奔的後果，違背了他們之間的諾言，背叛了愛情與信任。小說中還提出了婚姻自由的命題，舊社會的許多男女因為不能違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婚。然後婚後生活不美滿，婚姻不得善終。不是女的守寡，便是男的因心裡仍惦記初戀情人而走向離婚的下場，年幼的女兒也自然成為了這段失敗婚姻的犧牲品。「故友」的離婚是對自己過往的錯誤決定的自我懲罰，也是一種自我的救贖。
上一代人的情感糾葛如此絲絲縷縷，其實還涉及愛情和責任的問題。出生於貧苦家庭的「故友」，深刻瞭解一個家庭的負擔，不敢輕易承諾，悔恨放棄自己所愛一走了之，最後空對過去一段歲月慨歎唏噓與默哀。《水東流》的重心不在於那失敗了的愛情悲劇，而是反思過去的社會觀念，扼殺了許多年輕人的理想和自由，當然還有愛情。
五十、六十年代的南洋社會，城市與鄉下生活方式兩極化，鄉下民風淳樸，城市卻是冒險家的樂園，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一縷青煙》寫鄉下女子到城市尋找理想的故事。小說中的小華有主見，她為了減輕父親的負擔，決定到幾英哩遠的工地去挑泥土，卻受到工頭騷擾。於是她離鄉背井，去了大城市才有的遊藝場工作，白天休息，晚上工作，出入歌台酒館。遊藝場、歌台是南洋城市和城市邊緣的小鎮的特有景象，成為當地人的娛樂場所。這類場所龍蛇混雜，年輕女性容易受到金錢誘惑而誤入歧途。當思念著她的愛人來到遊藝場找她，她卻表現冷漠。愛人心裡明白彼此之間的感情已經變質，夜宵吃著時興的「魚皮雲吞」，卻食不知味。為了家庭的經濟，小說女主人公必須賺取更多的金錢，她唯有投奔繁華城市，當茶花、歌女。縱使她是多麼的努力改變經濟狀況，然而只是區區一場病就輕易地結束了她的生命。
小華和許多那個時代的年輕女性一樣，她們或多或少受過教育，在社會的轉變中，她們意識到生活需要改變。比較起她們的上一輩，她們也有一定的能力作出選擇，也有了比較多的自主權。但是她們畢竟沒有充分理解自由和幸福的真諦，她們放棄了自己美好的品德和純真的感情，一頭陷進金錢和物質的世界，以為那就是幸福。小華不但辜負了自己美好的情感，也虛度了美好的生命，特別是她的生命如此短暫。
從原上草有關女性的小說，不難發現原上草在他那個時代，有意展開女性書寫的實驗性。他的小說以深刻的人物形象與性格刻劃在同期作家中顯得特別矚目，尤其是女性心理描寫，更是細膩精彩。
比如未婚的女性，以純潔之身，竭力抗拒性騷擾，《韭菜花開》的秀梅如此，《一縷青煙》中的小華也曾經如此。已婚的女性，丈夫不幸早逝，必須放棄尋常女人的生理需求與感情幸福，克制自己，為亡夫守貞（《水東流》）等，無不寫得絲絲入扣，讓我們感受到那個時代女性自我的要求。然而，這些女性在嚮往改變和自主的同時，嚴酷的道德觀使她們不敢表現自己內心真正的需求；即使她們鼓起勇氣追求自己的幸福，甘願承受可畏的人言，不幸還是沒有放過她們，她們必須承受接二連三的打擊和磨難，悲劇綿延不斷。
原上草在他的小說裡大量描寫了在舊傳統下的女性，她們在殘陋觀念下苟延生存，有的扭曲了個性，也變成殘害壓迫的一方，以更殘酷的手段去迫害她們的女性後輩。小說中的女性在行動自主上，思想自主上都希望能夠走出自己的方向，尋求自己幸福的生活；然而，依附的物件的不穩定，或是個人精神上的荒蕪，使得原上草筆下的女性角色始終擺脫不了悲劇命運。
三、結語
原上草的小說廣泛受到當時讀者歡迎，主要是因為他的作品大多以日常生活為題材，他善於從草根社會中塑造出鮮明的人物形象，非常貼近當時讀者的生活環境。這些生活化的題材和人物都能反映出五十、六十年代南洋華人社會與經濟狀況，人民的生活素質與意識覺醒。原上草的小說中出現許多不同的女性角色，她們的教育程度偏低、醒覺意識不高，對自身的人權自由一無所知，導致她們的命運坎坷。原上草關心自己的社群和族群，不僅是關心柴米油鹽，而是擴大至教育、文化。雖然身為男性，卻為女性仗義執言，鼓勵女性爭取自由自主，這就是他小說的可貴之處。
原上草小說窺探南洋女性普遍依附男性而生存的心理，她們的能力在男權社會中受到貶抑。她們一方面希望改變，一方面又順從和屈服於命運，形成一種兼具時代特色與國域特色的性格特質。馬華文學中偏重寫實的鄉土小說，大多反映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所描寫的對象與作者非常貼近，換句話說，作品中多少滲入了作者的真實體驗，讀者也就可以通過他的文學作品解讀到作者的生命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