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理想，如夢之夢
一、新與舊
正午的黑暗特別的黑，黑到極致了，宛若所有的希望都於此新生。距今一百年前的中國，那是西方列強環伺，滿清退位而民國初立的年代。然而，新與舊交替的時刻，新的事物都沾染上舊氣息，而舊的事物還是有新可能。
當新舊的論爭隨着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越演越烈，魯迅以冷嘲的方式，為這個世界的新與舊留下註解。本性矛盾的他，一方面期待時代的巨輪碾碎國民性的醜陋、愚昧，同時也對正在蛻變的新時代，還殘存官僚、腐敗的情況感到失望。多年後，魯迅在他的雜文裏，若有所感的說道：「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新與舊，光明與黑暗，看似對立的兩極，在魯迅的人生體悟中，卻是如此相近也相似。
二、時代使人滄桑
理想狂飆的年代，魯迅也曾經激動地站在改革的浪頭上，為無聲的中國大聲疾呼。魯迅自一九○九年從日本學成歸國後，先後在杭州、紹興等地的中學任職，力圖於教育體制內革新，將希望投注在青年身上。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帝國，包括魯迅在內的眾人，還以為中國的未來將會迎向光明，未料卻換來中華民國政府換湯不換藥的複製過往權力結構。不管民國建立初期政局是多麼不穩固，政治背後有着多少利益交換，由袁世凱從清廷的內閣大總理，搖身一變成了中華民國的總統的那一剎那起，敲碎了支持者們對這新生的國家曾經寄予的理想精神。
正如《阿Q正傳》故事中未庄裏的民眾，革命黨來了之後對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將頭髮剃了、辮子盤了起來，日子還是照舊這樣過下去。面對社會的動盪，國民性之愚昧，魯迅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只好把自己摺疊，藏在時代的喧嘩聲中，躲在教育部的國家機器裏，安安分分的領着薪餉，做好分內的工作。並在閒暇之餘，把自己投擲在金石、印章、碑碣的拓本研究，不問政治之事，從新時代的紛擾中，走向舊文化傳統知識的學術之海。
那一年，他才三十一歲，卻已如此滄桑。
三、黑暗的閘門
有人說，魯迅這樣的矛盾、複雜，近乎對一切事物都不信任。他在抉擇的路口總帶着懷疑，就連希望與絕望之間也不願意選擇其一。他的小說〈故鄉〉開頭這樣說道：「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魯迅在雙重否定中，不承認「希望」的存在與不存在，這造就了他個人的極度虛無，卻也是他在時代變動裏，源源不絕的動能來源。
在魯迅的看法裏，中國病得太久、太深，體制的更迭並不能馬上為中國帶來改變，反倒是改革國民性，才是迫切的關鍵。魯迅曾在給他的妻子許廣平的書信裏，如此提道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甚麼甚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部行的。」這也是當他接到好友錢玄同、陳獨秀的邀請，在《新青年》上為青年朋友說幾句話時，最後會答應爬出「待死」的深淵，以小說、詩、雜文，投身改造國民性的新文化運動。
他在〈《吶喊》自序〉裏這樣提到加入新文化運動行列，創作小說的原因：「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狂人日記〉的狂人是整個吃人體制之中唯一的清醒者，看透了「禮教吃人」，也知道唯有「救救孩子」才有希望。無奈的是，從狂人兄長的補述裏，我們可以知道，狂人「早已癒，赴某地候補矣」，最終還是成為體制的一分子，跟着吃人、墮落下去。
在魯迅的認知中，中國希望之所在，不在於狂人，而是孩子。唯有還沒學會吃人的孩子，才有機會打造一個全新的中國。
但像狂人這樣曾經吃過人的清醒者，對中國未來的大聲吶喊也是重要的。魯迅曾以古代傳說「雄闊海力托千斤閘」的故事，直指狂人的重要。因為狂人們的存在，狂人們的反抗，為孩子們扛起「黑暗的閘門」，中國才有希望，而中國的孩子才能迎向光明。
四、百年歷史的回聲
魯迅是誰？為何我們還要閱讀魯迅？
時代如潮水，潮起潮落，淘盡歷史的是非恩怨。對於生於魯迅寫作時間百年後的我們，重新閱讀其作品時，不免會因為時代的隔閡，而出現「誤讀」。不過，如此之錯誤宛若山谷回聲，跨越時代的形成新的意義。
時代是否有進步，這很難有個定論，但可以確信的是，時至今日，鐵屋子裏的人們似乎還在沉睡、裝睡，依然愚昧不堪。
我們與我們的時代，魯迅與魯迅的時代，是這樣的相似，也如此的荒謬。
楊傑銘，靜宜大學閱讀書寫創意研發中心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