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思系列演講（Reith Lectures）自1948年由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肇始，其間雖有幾位美國人應邀發表演講，如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瑟爾（John
Searle,1932-），但在美國還找不到足以等量齊觀的系列演講。在當時的阿拉伯世界里，英國廣播公司是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現在類似“倫敦今天早晨表示”的用語在中東地區依然很普遍。使用這類說法時總是假定“倫敦”說的是真理。對于英國廣播公司在英國國內外公眾生活中所有的地位非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那樣的政府機構和包括有線電視新聞網[CNN（Cable
News Network）]在內的美國電視網可比，這是不爭的事實。原因之一就是:英國廣播公司所播送的瑞思系列演講和許多討論會、紀錄片這類節目，並不像官方核準的節目，而是提供听眾和觀眾一些場合，可以廣泛接觸到嚴肅且往往是精彩的題材。
因此，英國廣播公司的安妮‧溫德（Anne
Winder）提倡我做1993年瑞思系列演講的機會時，我備感榮幸。由于里程安排的問題，無法在慣常的一月時段進行，于是雙方同意改到六月下旬。然而，幾乎是打從1992年末英國廣播公司宣布有關此次系列演講的消息之後，就有人批評根本不該邀我主講，批評的人雖然不多，但反對的聲浪卻持續不斷。有人指控我積極參與爭取巴勒斯坦人權利的戰爭，因此毫無資格登上任何嚴肅或尊貴的講壇。這只是一連串明目張膽反知識、反理性論點的開始；反諷的是，所有這些批評反而支持了我系列演講的主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余者”、攪擾現狀的人（outsider，“ama-teur，”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
這些批評其實透露出許多英國人對于知識分子的態度。當然新聞從業人員把這些態度歸咎于英國大眾，但是這類批評反復出現，多少代表了當前社會的一些看法。一位持同情立場的新聞從業人員在評論我的瑞思系列演講主題是有關知識分子時表示，這是最“不像英國的”東西。一提到“知識分子”這個字眼，就讓人想到“象牙塔”、“一絲譏笑”。已故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文化研究的主要創始人）在《關鍵詞》一書中便強調了這種令人沮喪的思考方式:“一直到20世紀中葉，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知識主義（intellectualism）、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負面，而這種用法顯然依舊持續。”
知識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約式的類別（reductive categories）。在發表這些演講之前，我從來不知道自己遭受到哪些限制。抱怨我的新聞從業人員和評論者經常說，我是巴勒斯坦人，而大家都知道，那等于暴力、狂熱、殺害猶太人。他們從未引用我的話，就認定那是眾所周知的事。此外，《星期日電訊報》（The Sunday
Telegraph）大聲疾呼，把我描述成反西方分子，指控我的作品專指世界——尤其第三世界——的所有罪惡都“怪罪給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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