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從美國實用主義傳統和它所引發的社會和道德學說寫起,認為如今的自由主義者的社會思潮問題深重,已經在共同體的基本生活方面失去了影響力和責任感,因此,需要呼吁一種「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其目的是重建有秩序的自由,重建個人需求和共同體需求之間更好的平衡,以便它們能夠共同繁榮。

在令人信服地思考政治和政府時,我們都可以求助於一些方法,不管讀者經歷如何,本書都將提供這種方法。它是針對那些有創見、有修養而又繁忙的公眾的。閱讀本書並不費時。它篇幅不長,卻分量不輕。本書由美國最傑出的社會理論家之一所著,它以精巧和謙恭的方式,提出了所有的根本理念和原則,這些理念和原則是一個宏大而又多面向的問題之令人滿意的解決所必需的,正如作者所言的「面對現代性」問題。

菲利普·塞爾茲尼克(PhilipSelmick,1919~ ),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耐沃克,1938年獲紐約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位,194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人文科學碩士學位,1943年至1946年服役,1947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后,他先后任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教員、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員及教授助理,自1952年起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57年至1977年任社會學教授,1977年至1983年任法律與社會學教授。他還是1963年至1967年間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系主任。 塞爾茲尼克師從默頓(Robet K.Merton),早期專攻組織理論,后轉而研究法律現象。他的主要著述有:《行政中的領導地位》、《老年與政治行為》(與弗蘭克·平納、波爾·加考布斯合著);《法律社會學》(載默頓等人編《今日社會學》)、《社會學與自然法》(載《自然法論壇》)、《法律、社會和工業正義》、《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邁向回應型法》(與諾內特合著)、《道德聯邦:社會理論與共同體諾言》、《法律文化與法律規則》(載馬丁·克里基爾和亞當·薩諾塔編《共產主義后的法律規則》。
 

目錄

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原則
第一章 一種公共哲學
第二章 共同體理念
第三章 責任倫理
第四章 聯合的統一
第二部分 計划
第五章 強大的社會組織
第六章 權利定位
第七章 民主創造了善
第八章 負責的企業
第九章 社會正義
第三部分 視野
第十章 共同的善
第十一章 共同的誠信
譯後記
 

序

在令人信服地思考政治和政府時,我們都可以求助於一些方法,不管讀者經歷如何,本書都將提供這種方法。 它是針對那些有創見、有修養而又繁忙的公眾的。 閱讀本書並不費時。 它篇幅不長,卻分量不輕。 本書由美國最傑出的社會理論家之一所著,它以精巧和謙恭的方式,提出了所有的根本理念和原則,這些理念和原則是一個宏大而又多面向的問題之令人滿意的解決所必需的,正如作者所言的「面對現代性」問題。r1] ′

這並不是說在這之前沒有這樣的著作,只有這部著作才值得褒揚。當愛因斯坦建議科學寫作者「盡可能簡化,但不要過於簡單」時,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懂得他用意何在。 我們關於公眾及其問題的對話充滿了半真半假的錯誤選擇,這些對話總是以偉大理想的名義提出。 我們會感覺到拒絕的迫切需要——但是如何恰如其分地拒絕呢? 我們需要比較好的批判,這是真正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工作所必需的,它要求一種比我們通常所能得到的觀點更高明的觀點。 我們知道,划分半真半假與天馬行空般的理想之間的差別不是我們應采取的方法。 正如菲利普·塞爾茲尼克(Philip Selznick)指出的那樣, 「我們不能保護我們弄不懂的理念」,為了恰當地理解它們,我們需要回到社會和政治經驗的基礎。 我們必須整體地、聯系地看待事物。

這種需要產生了一種對符合時代要求的公共哲學的探索,隨之而來的是塞爾茲尼克為這一進程所需要的工具貢獻了一些基本的要件——部分地圖、部分檢測儀和當下復雜的社會地理的定位系統。 公共哲學不是什麽純粹的事物。 它包含著太多的信息。 正是理念和價值的內在框架為我們的政治提供了智識基礎。 像其他基礎一樣,我們可能視其為理所當然,並忽略為保持其真正地持續使用而進行的投資。 由於忽略太多,我們的公共事務變得擁擠不堪。 我們有這種感覺,政治生活自身正在陷人泥潭。 公眾充滿了麻木思想和集體虛弱感。 因此,問題似乎迫在眉睫。

美國的公共哲學自產生以來就是廣義的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一部分。 這種遺產也有其復雜性、含糊性和矛盾性,不過,它是我們最高的社會和政治理想的最直接的淵源。 正如塞爾茲尼克所指出的那樣,「自由主義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傳統,而不是一個定義明確的意識形態或一個假設和結論嚴密的體系」。 其發展一向不是和平的、有序的,從歷史的觀點看,尤其如此。 從一開始,美國政治中最尖銳的沖突不是發生在自由主義者和那些信奉其他傳統的人之間,諸如保守黨模式中的保守主義的家長作風,而是發生在強調自由主義傳統自身的不同派別之間,正如許多學術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

我們的保守主義是自由主義的一種。 嚴格意義上說,大多數保守主義者傾向於學術意義上的古典自由主義,在此, 「古典的」是指17世紀的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約翰·洛克(John Locke)首創的觀點的持久活力,也指其他反對君主制、等級規則、政教合一等舊秩序的主張和傳統的市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作為保守主義者,他們致力於有限的和最小化的政府,越是地方化越好。 他們忠於個人自由和私人財產。 他們深信,如果讓其自我運轉而不采用「政府干預」的話,市民社會的自然動力學是良性的,不太容易腐敗和不正義。 當處於壓力並需要首要原則時,當代保守主義的好奇心在於追求更現代的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理念,以及純粹和簡單。

這些理念在技術意義上並不必然更純粹、更簡單,因為即使最具因果關系的學院派的新經濟學理論或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也會掩飾這一觀念。 在它們沒有受到社會和道德意義上的限制時,它們更加純粹和簡單,這些社會和道德限制則被先驅們認為是想當然的。 結果是現代文化中存在對政府功能的一種相當僵硬的、單向度的透視,只有勉強的可能性,缺少明晰的良知來確保政府計划和政策的合法性,而這自羅斯福新政(New Deal)和隨之而來的偉大社會計划(the Great Society)所來就已經付諸實施了。有關當今「大政府」基本合法性的這些懷疑,借助於私有化和分權的合並理念頭,作為在新千年中治愈政府弊端的有效救濟措施得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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